很了不起的一個片子，尤其是聽了幕後採訪之後，我非常欣賞達內兄弟的工作方法，他們首先承認作者是第三方視角的定位，時刻把握主觀認識與實際現實的距離，這個對於拍現實主義電影有著特殊的意義，他們不像很多藝術創作者一樣，以個人生命體驗作為靈感來源，而是以大量的環境調研，人文素材，在創作中做各種推導實驗，如果塑造的人物在其成長過程中不成立，那這種不成立會引發一種思考，論證這些起因過程會很有價值，而不是順著主觀思維去虛構某種真實。其實，描述現實的複雜性不必急於尋求答案，失敗本身就是答案，無解的狀態便是現實。
達內兄弟正常發揮的水平，也是一部非常經典的達內電影。視聽近乎完美，對非職業演員的調教也堪稱傑出。影片很容易被拿來跟《單車少年》做比較，不僅是因為都是少年題材，而且用了差不多的梗（從高處掉下來，不過這個梗其實早在《一諾千金》裡就用過了……）。
回到這部電影本身，我覺得從命題角度看，其實很難拍，因為極端穆斯林已經是一個社會熱門議題，它的獵奇性、煽動性，複雜性，使得人們已經迫不及待的去關注答案，他們心中都有自己期待看到的東西，都有著各自看法上的侷限與刻板印象，這種心態容易讓人過於積極的參與到狹隘的認知討論之中，而最終故事的結局，是過激或平淡在人們內心的期待中是有落差的。
影片講述中二少年阿邁德在努力成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受到極端思想的影響，認為在當地講授阿拉伯語課程的女教師“不夠純潔，必須被清除”，在第一次嘗試刺殺失敗之後被送進了少管所，接受勞動教育（類似情節也出現在《兒子》中），他仍然時刻不忘這一想法，努力尋找機會刺殺女教師……
年輕的阿邁德，他的人設非常具體，一個在激進穆斯林主義薰陶下的無知少年，他對身邊事物毫無批判意識，一根筋的認同一套價值，他對身邊充滿誘惑的、可變的人情事物表示抗拒，心中的正義性是基於自己的精神潔癖，其實往細裡講，是對異己環境的不可融入，這種情況對於一個個體而言其實非常正常，這個不侷限於極端信仰，我們身邊也有很多人是這樣的性格。阿邁德的悲哀在於當他做了動真格的激進行為之後，商鋪老闆直接跑路，一個對他長時間洗腦的信仰導師恰恰是一個最投機的現實主義者，他唯一的精神寄託瞬間消失，而這時我們發現，他從未建立屬於自己真正的信仰意識，同時這個世界也沒有任何人有能力，有機會帶他走出困境，這也是無解的社會現實。
故事聽上去比較聳人聽聞，影片也有著強烈的戲劇衝突，同時劇作和視聽高度統一，採用了非常嚴格的敘事人在場原則，表演上給人物的特點是讓阿邁德一直低著頭，迴避真正的目光接觸；而這一原則下故事做得極其簡約，對資訊控制也很精確，只為必要的資訊而砍掉了所有的枝蔓（應該是達內作品中下剪刀最狠的了一部了），但即便這樣仍然出色地將極端穆斯林問題與青春期叛逆、家庭問題（父母離異）、穆斯林社群生存和文化狀況（竟然還包括了穆斯林的多樣性）、網際網路極端思想的傳播、階級背景（有著極端思想的伊瑪目的主要職業是經營一家小超市……），乃至少年犯改造的社會機構體系等等融為一爐，講得相當清晰。
導演非常犀利地安排了他傷害過的老師和仰慕他的女孩這兩場對峙的戲，在始終以阿邁德為視角的敘事過程中，與其產生關係的旁人的反應都帶有荒誕性、諷刺又極具真實，一直對生活充滿熱情的老師居然在受傷之後心理崩潰，不敢面對一個孩子，我們一直期待他們會以何種方式和解或對撞時，事件卻根本沒有發生，一個堅韌無畏的成年人直接“認輸”了。
而另一場戲，仰慕他已久的女孩在表白後遭到無理的說教要求，她直接翻臉，反攻為主，非常肯定地強調自己的權利邊界，捍衛個人價值。這個動作基本代表了西方主流群體對信仰霸權的態度，也是真實中的縮影。
視聽上則是獨步天下的達內式的現實主義手法，精心設計的手持長鏡頭+自然光效+不用音樂（僅在片尾字幕有音樂），某種意義上視聽完成度甚至好於《單車少年》……阿邁德的禱告成為影片的節拍器，他刺殺女教師的行動，與他是否能透過教育而被 “轉變”，成為了劇作上兩條彼此強化的線索，隨著矛盾的累積，到結尾時，逃脫了社工的阿邁德準備了釘子，嘗試透過窗戶潛入女教師的房間卻失足摔下，重傷的他艱難地挪動到視窗，用手裡本該是兇器的釘子敲打窗戶求救，見到了女教師的時候他情不自禁地說出了“請您原諒我”。這個場景堪比《羅塞塔》的結尾（煤氣罐），以及《孩子》的結尾（‘全世界的淚水”），而且還出色地保持了一種意義上的曖昧性——阿邁德的道歉是出於體驗到了（與想象中不通的）死亡的恐懼嗎？他是否已經“改變”了？觀眾並不能確認這一點。
如果說影片中的幾場戲帶有預先成立的目標導向的話，那結尾的處理我認為是最精準的，他的精準不是基於是否情節合理或者邏輯縝密，而是基於導演對他們塑造的人物的認識，當面對這樣一個時刻處在身邊，他們時刻想試圖理解，卻一直無法參透的“極端”個體時，達內兄弟堅持自己的方法，就是放棄和退出，他們找不到答案，他們解釋不了為什麼現實中會出現如此之多的阿邁德，一個不是撒旦之子卻猶如惡魔附體的孩子，他們放棄了複雜的人設，而是還原到一個有生命的個體在降世第一時間的基本屬性。只有生理的疼痛，生命的垂危，才能喚起一個人最基本的本能意識，對於一個信仰混沌的年少個體，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能否像嬰兒一般呼喊母親，這種表達方式是一個旁人在真實中理解未知事物的上限了，看似是一種結局，其實是一個無解的問題，作者意識到了自己無法找到答案，他只能表達惋惜，憐憫和些許不甘，一種看似平淡的回饋其實在導演心中是更多沉重的無奈。
或許一切我們無法評判的事物都其自身的合理性，但答案一般不在我們主觀的認識當中，我們的認識只代表我們自身的願望和想象，它最終會形成一種能量，而社會最終的形態是便是彼此能量交錯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