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大益文學，作者不一
談到俄國文學，一座繞不過的高山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小說《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群魔》故事原型是1869年發生在莫斯科的著名“涅恰耶夫案”。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學旁聽生，在國外與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相識。回到莫斯科後，建立起反政府秘密組織“人民懲治會”，並建立了幾個秘密“五人小組”，小組成員多為學生。他的專制與獨裁引起了小組內部諸多不滿，使得小說人物沙托夫的原型伊萬諾夫想要退出組織。最後在涅恰耶夫的煽動哄騙下，小組成員由於害怕伊萬諾夫告密而暗殺了他。
小說主要故事情節也是圍繞著這個真實事件展開的，但更為深刻和沉重，
描寫了上帝缺席後，一群在善惡模糊地帶遊蕩、在虛無主義中徘徊的荒謬而痛苦的靈魂
。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群虛無主義者，本文中筆者主要想聊聊小說中的兩位自殺者——基裡洛夫與斯塔夫羅金。
自殺是哲學尤其是存在主義哲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也是古今中外諸多文學著作中一個無法忽視的文學意象。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擲地有聲地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有不少自殺者形象，如《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斯麥爾佳科夫，《罪與罰》中的斯維里加洛夫，以及小說《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和基裡洛夫等。《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便認為：“人類存在的秘密並不在於僅僅單純地活著，而在於為什麼活著。當對自己為什麼活著缺乏堅定信念時，人是不願意活著的，寧可自殺，也不願留在世上。”不可否認，這樣的思想具有一種崇高的超越性，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人之神性的體現，就如納博科夫在其小說中提到：“一個下決心要自殺的人就是一尊神。”
自殺的確可以視為人對神的挑戰與反叛，神是不能自殺的，因而自殺的人就做到了神不能做到之事，這也是自殺這一行為哲學意蘊的一種體現。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是在深淵與神性的彼此蠶食中思考這個問題的，因而他筆下的自殺者有著更為複雜的意蘊。
基裡洛夫
基裡洛夫在《群魔》中所佔的篇幅不算多，但他對於自殺的看法以及自殺前與韋爾霍文斯基的對話卻十分經典，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一個非常突出和典型的自殺者形象。基裡洛夫是一位信仰無神論的建築設計師，同時也是秘密組織的一位成員。但他的任務是當組織中的人幹了什麼不光彩的事，當局追捕罪犯時，他便以自殺出來頂罪。在與小說敘述者“我”的聊天中，基裡洛夫就有談到他對於自殺的看法。他認為上帝是因為人們怕死而引起的疼痛，認為誰若能戰勝疼痛和恐懼，誰就可以成為上帝。“任何一個想要得到最大自由的人，他就應該敢於自殺。誰敢自殺，誰就能識破這騙局的奧秘。此外就再不會有自由了；這就是一切，此外一無所有。誰敢自殺，誰就是神。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到既沒有上帝也沒有一切。可是沒有一個人這樣做過，一次也沒有。”歐茨認為基裡洛夫是“一個勉為其難的上帝，一個勉為其難的犧牲者”。在基裡洛夫的話語中，他是在以自殺證明自己超越集體意志的個人意志，並彰顯自己的絕對自由意志。“我必須開槍自殺，因為我能完全、徹底地為所欲為的頂點就是自殺。”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自殺是具有形而上意義的，正如尼采那聲驚世駭俗的“上帝死了”一般，基裡洛夫似乎在以這種方式朝自己的上帝開槍，並使自己成為新的上帝。
他是否真是這樣一位反叛上帝的尼采式人物呢？筆者認為不是，或者說不完全是。十九世紀許多俄國作家筆下人物都逃脫不了虛無主義的核心，這些虛無主義者無不行走在自欺的荒野之上，以求內心安寧。基裡洛夫實際上就是這樣一位虛無主義者，他的虛無主義思想在他自殺前與韋爾霍文斯基的對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自殺行為中更是包含一種自欺。究其緣由，大概正如伊琳娜·帕佩爾諾所認為的，基裡洛夫深陷二律背反——“對上帝存在著的道德需求和對上帝不存在的經驗認識之間的二律背反”。他不能面對沒有上帝的荒謬世界，卻又無法信仰上帝，殘酷虛偽的世界需要上帝，於是他選擇自殺成為上帝：“對我來說，沒有比沒有上帝更高的思想了……人為了能夠活下去而不自殺，想來想去想出了個上帝，這就是迄今為止的整個世界史。在世界史上，只有我一個人頭一次不願想出個上帝來。”他為自己的自殺披上了超越性的外衣，但諷刺的是他的自殺實際上在為他所蔑視的韋爾霍文斯基這類革命者的罪惡服務。
同為俄國作家的契訶夫也在小說中描寫了一批自欺的虛無主義者，他們或是在對過去的模仿遊戲中維持著脆弱的記憶外殼，或是將未來置於超越性之上，並將超越性完全建立在儀式化的行為之上，以此來完成抵抗虛無的自欺。基裡洛夫的自欺有所不同，
他的自欺建立在他的自殺邏輯之上，他將自殺視為一種絕對超越性的行為，他有著似乎接近神性的自殺邏輯，卻用自己的自殺來包庇殺人犯，讓他眼中如此偉大的自由意志去成全一個卑鄙罪惡的謊言，何其諷刺。
他緊緊抓住自殺這一行為的哲學性與神性，來徹底否認現實的一切，推翻現實一切，以此試圖逃離死亡與現實的虛無帶來的恐懼。但事實上他此舉反而將現實與自我都更加虛無化了，他沒有變成上帝，虛無與荒誕反而成為了新的上帝。正如斯捷潘諾維奇形容他的，他被自己的思想吃掉了。同時他以完成秘密組織的任務為由不斷延宕自殺，更是將自殺這一行為不斷變成他心中成全自我神性的一種純粹儀式了。
寫到這裡，筆者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人到底能不能成為上帝？面對這個問題，大概首先需要談到一個在我們的文化裡不太熟悉的話題：現代哲學語境下，上帝到底是什麼樣的？舍斯托夫在《鑰匙的統治》中指出：“當人們要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東西時才轉向上帝。”加繆更是指出，在舍斯托夫的思想裡上帝其實是“記恨的，可憎的，不可理喻的，矛盾百出的”，“上帝的偉大，在於叫人摸不著頭腦；上帝的證據，在於不通人情世故”。也難怪尼采會高呼上帝死了，轉而發出虛無主義的叩問：人可否毫無信仰地活著？那麼人真的能成為上帝嗎？
當人失去一切可以依託和信仰的東西，失去一切限制，超越一切神聖性，人就會成為上帝嗎？還是會在精神邊界的荒原上被一種毫無限制的虛無所吞噬？
筆者也無法回答這個橫亙千百年的叩問。但或許第二位自殺者斯塔夫羅金觸及了這個問題的邊緣。
斯塔夫羅金
斯塔夫羅金是與基裡洛夫完全不同的自殺者。很多人都認為他是《群魔》中真正的主角，別爾嘉耶夫甚至認為，《群魔》中的其他人物只是展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載體，“而（他）對斯塔夫羅金的瞭解卻如同瞭解惡與毀滅”。在小說中，斯塔夫羅金似乎是一位徹底的虛無主義者，他解構世間一切的概念，不在乎善惡，對愛與恨都保持冷漠，對生活中的一切人與事都麻木不仁。
他像是超越一切概念的，徹底無依無根的絕望漂泊者，漂泊在深淵與神祗那一線之隔間
。小說的描寫中斯塔夫羅金是一位風流倜儻、瀟灑俊美的貴族男子，所有人都迷戀他，韋爾霍文斯基視他為偶像，視他為上帝，認為他就是新的真理。所有人都愛他，又都恨他，他似乎成為了一個被架構起來的虛無的上帝。但他又是一個絕對矛盾的人物，所有的悖論似乎都在他身上聚集。
你當然不會說他是一個好人，他四處拈花惹草，幹盡苟且之事，害死過不少人，強姦了一位幼女，並間接造成了她的自殺。可同時，你又很難說他是一個惡人。因為他所有的惡行都具有一種表演性，這個人物的荒誕性恰恰在於他與他所呈現出的行為中間有一道很深的裂痕，他一邊施惡，卻一邊審視自己的惡，甚至以這種審視為快。有如他自己提到的，他人生中許多恥辱、卑鄙和可笑的經歷除了激起他的憤怒，更重要的是常常讓他產生一種難以置信的快感，“我在偷東西時就會感到一種狂喜，因為我意識到我這個人竟會卑鄙下流到這種地步。我喜歡的不是卑鄙下流，但是我喜歡因痛苦而意識到我卑鄙而出現的狂喜”。他行為的表演性讓他與自身存在，甚至整個世界的存在都隔著一層解構的深溝。他永遠在對岸觀望，但他的觀望又不是純粹的冷漠，而是一種自我折磨。在小說後半部分他交予神父的自白信中，他也呈現出一種懺悔的表演。神父這樣形容他的敘述：“在您的敘述中，有些地方被您的措詞強化了；您似乎在欣賞您的心理，而且抓住每個枝節不放，您只想用您心中原本沒有的冷酷無情來使讀者驚歎。”不同於狄德羅《拉摩的侄兒》中的拉摩，借懺悔的表演實際上在為自己洗脫罪惡。
斯塔夫羅金借懺悔完成一場審美和精神意義上的表演，實際上卻是一種自戕式的救贖。他不斷放大自己的惡，以求得一種精神平衡。
在對斯塔夫羅金的描寫中，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讓筆者印象深刻。在他強姦了未成年小女孩馬特廖莎並猜到馬特廖莎會自殺時，小說有一段斯塔夫羅金對當下那刻所感所見極其細微的描寫。他聽到了一隻蒼蠅在頭頂嗡嗡叫，聽到了窗外院子裡駛進一輛大車，聽到院子另一扇窗戶裡住著的裁縫大聲哼唱小曲。最後他看到了洋繡球葉子上的一隻很小的紅蜘蛛。諸多不相關的生動細節充斥著他的感官。但恰恰是這不相干的細節成為了斯塔夫羅金這個人物完美虛無主義外殼上的一道裂縫。這個小蜘蛛紮根在他心裡，連同這件事情的所有細節一起。這些細節成為了他的痛苦，成為了他心裡的幽靈。以至於在很多年後，他在希臘列島做了一個美妙的夢，然而在夢的最後，他又看到了那隻小蜘蛛：“但是忽然在那明亮耀眼的光束中，我似乎看到一個很小很小的點。它漸漸變成一個形體，驀地，我清楚地看到一隻很小的紅蜘蛛。我馬上想起它就在洋繡球的葉子上，那時候也是夕陽西下，一束斜輝照進了窗戶。好像有什麼東西刺進了我的胸膛……”
最後斯塔夫羅金的自殺實際上也是對這一細節的迴應，他一輩子都在找尋彌合這一裂縫的救贖之道，可他沒有任何信仰，一直漂泊在一切精神的邊緣地帶，於是只能在無數瘋狂荒誕的行為中游蕩。基裡洛夫的自殺表面上是崇高的，但實際上是虛無的，斯塔夫羅金則相反，他的自殺表面上是令人詫異的甚至荒唐的，連他自己都說：“我害怕自殺，因為我害怕表現出捨己為人。我知道這又是一個騙局——是無盡無休的騙局中的最後一個騙局。”但他的自殺卻反而觸碰了崇高領域。《聖經·新約》中有描寫一根扎進人肉體的刺，一根不斷攻擊人，提醒人不要自高的刺。克爾凱郭爾一生都在撫摸這根刺，不斷以這根刺來喚醒思想裡的痛，“懷著甘當受難者的那種絕望的歡樂”。可見，斯塔夫羅金的心裡也有這樣一根刺，而那個小蜘蛛就是這根刺。這根刺讓他的種種荒誕行為變成了精神苦修。
因而他是最荒誕最虛無的人，是最蔑視上帝以及世間一切的魔鬼，卻又成為了最接近上帝的聖徒。
回到題目中的問題：誰敢自殺，誰就是神嗎？
筆者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沒有給出答案，他筆下的自殺者似乎也都不會是能夠成為答案的人物。無論是想要自殺成為新上帝的基裡洛夫還是被韋爾霍文斯基視為上帝的斯塔夫羅金，他們都在失去上帝的精神荒原與善惡邊界痛苦摸索著、徘徊著，雖然他們自稱什麼都不信仰，卻依然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間尋求解救之道。在斯塔夫羅金與吉洪神父的對話中有一段十分有趣：
“你信仰上帝嗎？”斯塔夫羅金忽地貿然問道。
“信。”
“不是《聖經》上說，只要你信，命令這座山移開，它就會移開嗎……不過，這全是扯淡。然而我終究想好奇地問一下：您能不能移動山？”
“上帝吩咐，我就能移開。”吉洪低聲而又剋制地說，又開始低下了眼睛。
“嗯，這不等於上帝自己在移開嗎。不，我是說您，您，因信仰上帝而賞賜您？”
“也許我不能移開。”
“‘也許？’這倒不壞。為什麼您要疑惑呢？”
“因為我不完全信。”
……
“既然不完全信仰上帝，那可不可以信仰魔鬼呢？”斯塔夫羅金笑了起來。
“噢，太可以了，而且常常如此。”吉洪抬起眼睛，也微微一笑。
“我相信，您認為這樣的信仰畢竟比完全不信要強……噢，您這牧師啊！”斯塔夫羅金哈哈大笑。吉洪又向他微笑了一下。
“相反，完全的無神論比世俗的淡漠要強。”他愉快而樸實地加了一句。
“啊，原來您是這樣。”
“完全徹底的無神論者與達到完全徹底的信仰僅一步之差（就看他能不能跨越這一步了），而一個淡漠的人則什麼信仰也沒有，除了惡劣的恐懼。”
可以看出，即使是宣稱什麼都不相信、什麼都不在乎的斯塔夫羅金也不斷在信仰與不信仰之間搖擺，他說著不信仰一切，卻還是好奇著上帝是否真的能讓人移開一座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處的正是俄國十九世紀那個動盪的年代，新舊時代的交替撕扯著普通人的靈魂，尼采的一聲“上帝死了”更是讓人們的精神生活徹底陷入一種瑣碎的虛無之中，信仰的荒蕪啃噬著人們的精神世界，人們在一片精神廢墟中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虛無主義。但許多虛無主義者似乎只是將無信仰狀態作為迴避精神虛無的一種方式，他們無法在理性上做到不去試探自己的神，卻也無法真正接受一個完全無信仰的精神世界，他們都不是上帝，也不會是上帝，但他們都是撕扯著的、反抗著的苦修者。不管怎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些人物依然令人觸動、震撼，因為他們自始至終都在觸控一些深刻的人性核心：人的自由、人的信仰，以及終極問題——人的存在。我想，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之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