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人們的視線只被允許促狹在一個人站立起來與地面之間的距離。
七尺，便是四萬萬中華兒女生（站起來是個人）與死（荒山野冢黃土一抔）的距離。
北方一個未知名的小村莊，人們想要改變，卻又無力改變的無措感，人們想要改變卻又不知如何改變的不安感。
這樣的地方根本就無人在意，
故事的序幕沒有被刻意拉開，但歷史會推著它向前進。
生死似乎是這片土地最司空見慣的事
《生死場》之“生”便是那生於日寇侵蝕下的生靈，不止是那食不果腹衣不裹體的人們，還有那些為主人拼命一生卻只能被活宰剝皮的牲畜。
這些地球上頂端的存在，卻只能在“死”的面前變成最渺小的塵埃。
一邊反觀人們那樣的愚昧，一邊責怪人們又是那樣的麻木，但他們反抗這樣的生活，換來的卻是頭破血流。
有的人家破人亡的，有的苟且偷生，卻生不如死。
那癱瘓了後被遺棄直至生蟲的女人；
那賣掉陪伴自己多年的老馬的王婆；
那還有婚配前懷孕後遭受不斷侮辱與折磨的金枝；
那無數在底數匍匐生活的人；
生命向死亡那最卑微的回擊，這就是生死場。
文字間景、物和人連綴交錯，“以白當黑” 般地塗抹踱走的蚱蟲、翻卷的高粱，可謂豐沛奇詭、不蔓不枝，難於轉敘或仿作。
在這苦痛又催生出無序的律動，無論是由生而死、向死而生，抑或未生即死、死而復生，幾者的遭逢透著相似，共蘊著一個旨歸：
彷彿那些鈍重的、不被赦宥的生命，其 “生死” 也是含混莫名的。
回頭看看那個時代，看看作者，蕭紅的一生
，又何嘗不是一場由生到死的掙扎，一份從未達成和解的不甘與絕望。
那個時代的悲劇、作為女性的悲劇最後到她性格的悲劇，都在她那短暫人生中的吶喊奔發了出來。
“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這是她生前最為敬重魯迅的比喻，而聯想到到蕭紅的一生，想到《生死場》，頓然一種痛徹心扉之感。
《生死場》之“死”便是金枝的病不去醫院看而去求大神的理智之死；
遇到天災無法在現實中解決而去廟堂裡求得安慰的人心之死；
孩子死了，只是隨便地用草捆起來，扔到亂墳崗任野狗撕扯的人性之死。
這些面對死亡如動物一般驚慌失措卻又視若無睹的人，這樣嚴酷的生存條件必然會讓精神陷入空虛與荒蕪的村民，他們彷彿就依靠著生物的本能活著。
對於苦難和災禍，他們逆來順受，聽天由命，漫不經心的過一天是一天
，漸漸的將自己的人性埋藏在更深的心中，讓它蒙上厚厚的灰塵。
這是一群不要命就要安逸的人。
”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
封建禮教是這片土地女性的絕望
文章裡只用寥寥數筆便勾畫出了鄉村中生命的麻木，無助。
尤其是對於女性悲劇命運的把握相對準確，描繪出了封建宗法制下女性不可擺脫的悲劇命運，她們不能決定自己的婚姻，一切安排都是家裡決定。
幹活乾的不好，說話說得不利索，都會被婆婆辱罵甚至是毒打，
自己並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連生死都很難由自己所決定。
就像金枝，月英那般，本來是應該受到眾人喜愛的少女卻像鎮上女廟中那些慈眉善目的女神一樣，受盡欺辱。
而王婆等一眾婆婆，雖然她們是封建禮教的維護者，她們的思想應該被批判，但是實際上她們也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
那些人經過封建禮教的毒害以及苦難生活的摧殘，早就已經失去對生活的感覺，忙著生存，忙著活下去，
幾乎已經如牲口一樣苟活在這無盡輪迴且苦難的鄉村中。
她們在封建宗法制下的暴行自己卻並並不自知，反而自以為維護了家庭的秩序。
實際上就是這些人作為封建宗法制，父權社會的幫兇，她們的行為讓無數女性的悲劇命運在這冷漠的村子裡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
“菜圃上寂寞的大紅的西紅柿，紅著了。”
蕭紅對於文字中主要女性的形象描寫，
可用”貼近自然界的原始“這幾個字來概括。
正是藉助這樣的金枝出場描述，揭示了女性在蕭紅文本里的重要命題：
在傳統封建社會下女性懷孕繁殖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她的出場，她與成業的婚事，包括分娩到最後的死亡，這位女性生命的發展過程，是文字中讀者可以讀到的最完整的鄉土女人形象。
也是這樣一個人經歷的那些屈辱，
將當時背景下無數鄉村婦女的苦難真實的放在讀者面前。
正是這個少女從出現在菜圃到最後的死亡，
更是毫無情面地展示了女性在鄉土生活中的刑罰般生活。
在探討其中女性悲慘的同時，不可忽視的是，
對於文字中所有女性孕育與生產過程的醜陋和荒誕描寫，結合蕭紅人生看，這近乎一種自虐式的描寫。
再看那個特立獨行的個體，王婆。她雖然堅定的向他人維護著封建制度，自己卻一次又一次的衝擊著這些制度。
因家庭暴力離開了第一任的丈夫，第二任丈夫去世後，又帶著成年的女兒改嫁給第三任丈夫。
這樣一個矛盾的個體，其實是一個女性經歷時間的打磨之後失去了那份抗爭的鬥志，
而自己真的變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
一個從只關注”我想要做什麼“轉變到”你怎麼能做這麼丟人的事“的人，
足以可知封建禮教的壓迫之深。
封建文化不僅僅剝奪了女性自主選擇的權力，行動權，話語權，都一併剝奪。使女性變成了社會里最底層的部分。
她們承受著各種精神肉體上的折磨，甚至於生命被無意義化，將那份作為人的獨立化為烏有。
女性意識的崛起是最後的倔強
在那個動盪不安的社會，在民族危機日益加重的時代，個人意識覺醒成為女性意識覺醒的最重要的一步。
女性意識的覺醒並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現象，而是在當時特定的社會革命環境下發生的。
我們總結女性意識覺醒的過程與近代中國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並無二致，
在探究國民性、喚醒國民意識的層面上有著殊途同歸的意思。
而以蕭紅《生死場》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壓迫的同時，
實際上也深刻揭示了國民性中腐敗落後的一面，為喚醒一部分女性的國民意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文中得知自己的女兒為了抗擊日本人而死之後，王婆不再“把一些別人帶來的小本子放在廚房裡。有時她竟任意丟在席子下面…”
並接過女兒生前曾為抗擊日寇所使用過的一支發亮的小槍。
這些變化都代表著王婆作為國民的反抗思想日益成熟，甚至不再寄希望於男人身上。
而命運讓讀者唏噓的金枝“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人。”最後又說：“我恨中國人！”
開始的“恨男人”是金枝對自己悲慘命運的自憐，是作為一個女性感受到被男人壓迫的痛苦。
接著“恨日本人”是面對民族壓迫，作為一名國民感受到家園的破裂。
最後“恨中國人”是發現了國民本身的劣根性
，因為這種劣根性才使得自己、家園遭受如此重大的苦難。
王婆最後只相信自己，把男人覺得像個小孩；而金枝是一步一步深入到更深次的悲嘆，
這些是作為女性逐漸擁有國民意識後的覺醒。
女性那份自然而來的力量
在文字中的女性身體成為了一種空間，無論是哪位女性，在形容的時候總會與自然無比貼近，
暗示著她們和自然原始之間的聯絡始終緊密。
這些女性身體的空間隱喻，更多是從原始自然角度出發，
就搶先一步說明了女性力量自自然而來的原始強大，而且這種力量是整體性而非個體性質。
也指涉了女性和男性在現實社會文化中的權利互動。蕭紅和張愛玲一樣，彌補了中國現代文學共同構建的男性文學下所缺少的女性寫作空間。
她們不斷對其重新解構，擴充套件了空隙，她們以更多的寫作形態表現了時代中女性的重要符號作用。
我們更多的瞭解蕭紅，便可以得知從童年開始就受著女兒身的限制，而且是痛苦而孤單的。
因為是女兒的原因張家大失所望，對想要一個男性後代而渴望不得的怨氣都遷怒到了蕭紅的身上，最後被父親逐出家族。
後來，唯一的寄託愛情，也遭受了重重她的內心依靠再一次消失的無影無蹤。
所以在蕭紅在有限的創作裡，
永遠瀰漫的是女性的悲劇
，這或許成了蕭紅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了蕭紅作品的魅力源所在。
也是這樣的悲劇氛圍，更好的傳遞著那份對生存，男女，社會等的思考。
也是這樣的思考，讓蕭紅筆下的女性力量更自然的流露出來。
在那片人性的荒原我們只是看客
看客只能表示無能為力，替劇中的角色無力，尤其是看到原本秀美水靈的姑娘，嫁為人婦後生病無人照應，淪落到蛆蟲上身的地步，除了悲哀還是悲哀。
以現在的視角看那個黑暗的年代，
不論多麼投入都會有一種距離感
，而且在看生死場這種悲情劇的時候，甚至會欣慰於這種距離感。
所有的不幸以及那不可抗爭的命運，都在臺上，而讀者只是在臺下的看客。
此番臺上臺下的情景，其實就是另一部劇的舞臺，有另一批看客在看我們的故事，在感嘆著這裡的演員和觀眾。
瞧，臺上的演員演的多好；瞧，臺下的觀眾演的也恰到好處！
合上書，再想想書中的內容，那份悲傷與無助突然襲來。
因為知道這是其實是真的，有些事情，依然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發生著，那不是昨天的事情，今天依然有著。
人依舊在吃著人。
這同魯迅的狂人日記不同，魯迅說了吃人，只是告訴你那些事情是吃人的，
而蕭紅，真實的、慢鏡頭的展示的被吃的人的苦痛人生。
鮮血淋漓，哀痛哭嚎。
我們是看客，看到的人性荒原，聽到的是女性那無助的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