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說：“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只要才能與理智橫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會盛開，因為所謂幽默只是才能對自我進行的鞭撻而已。”多半個世紀滄然逝去，在千年跨越的這個快樂年代裡，一株叫做“東北小品”的藝術之花昂然怒放在神州大地。也許，她的澆灌、培育者在辛勤勞作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日後的芬芳滿園，他們的耕種理論裡除去“老實做人”之類的樸實想法也絕無後現代、反諷、現實主義、解構主義這樣的新銳詞彙，但他們在執行的過程中親吻著肥沃的土地、吸收著奇美的精華、體味著收穫的喜悅。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人的名字：趙本山、黃宏、宋丹丹、鞏漢林、潘長江、範偉……
餘秋雨將趙本山評價為語言大師並不為過，個別成熟的東北小品的確已經可以稱為“民間語文的幽默範本，百姓語言的濃縮盛宴”了。80年代末演出的《如此競爭》是最能體現東北演員深厚生活底蘊的作品。趙本山、鞏漢林對賣報與賣十三香小販的精妙描摹恰到好處、形神兼似，那段段唱詞和吆喝，印證著演員對生活的敏銳觀察、對作品的認真態度以及在藝術上的不懈追求。趙本山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曾說：“現在的演員不具備我們這樣的生活閱歷。”
二人轉對東北小品的乳化影響是不容否定的，這一觀點的提出，也可以看作是演員趙本山對小品事業做出的唯一理論貢獻。有近300年曆史的這一走唱類曲藝形式，深深地教化著她的兒女們，我們可以大膽斷言：二人轉中的“丑角”和“說口”是東北小品的最重要根基。“一方水土一方民，一方民育一方藝”，直到今天，觀眾仍然可以在趙本山、高秀敏、潘長江等人身上看到“拉場戲”中的丑角痕跡。比如趙本山的“笑場”，比如他那為話劇界所不齒的脫離人物身份去與現場觀眾的即興交流……二人轉以唱為主，但男（即“上裝”）女（即“下裝”）二人（即“一副架”）在演唱間隙向觀眾討賞錢的“說口”——插科打諢——則明顯地強化了東北演員的語言風格。承擔“齊錢”任務的口活必須要幽默利索趕勁兒，對演員的現場演出有十分高的要求，趙本山們繼承了二人轉口活的這種壓韻咬字特點，又結合小品舞臺的固定模式，給觀眾帶來了一種聽著特別順耳、過癮，一套一套地往上“捅詞兒”的全新感覺。
即使黃宏等人不是二人轉出身，但他們初期的本子來源、小品導演都與二人轉有著密切的聯絡。黑土地——二人轉——小品，東北的演員們根基紮實地傲視同儕。
在東北小品演員陣營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發跡”時，人人一口東北話，但十年過去，當年的那批功臣中似乎只有趙本山和潘長江還在堅守著陣地。對東北方言的取捨，正體現了現今東北小品的兩種走向：
一是以趙本山領銜的“保守派”。我們可以注意到，趙本山歷年春節晚會的小品無論是語言風格、動作特點還是人物身份、劇本形式幾乎都沒有大的改變。稍微激進的《紅高粱模特隊》甫一亮相便被指責為譁眾取寵的形式主義作品。學聰明的趙本山循序漸進地往自己的口袋裡填充新鮮物什，從早期的純粹逗樂（如“賣報盲人”、“老蔫”系列）到中期的人性關注（如《我想有個家》、《小九老樂》）再到近幾年的諷刺為先（如《三鞭子》、《拜年》、《賣柺》），他在村前的八里莊大橋上小心地走著貓步，但卻是一直努力前行。從某種程度上說，趙是東北小品的旗手和精神領袖，他保持著自己的最大特長，並影響、帶動了範偉、高秀敏等一批同樣十分優秀的演員。
二是以鞏漢林的“包裝小品”、黃宏的“德育小品”為代表的“改革派”。很顯然他們在力圖脫離東北口音的農村化影子，將“更加文化”作為追求的目標；當然，也避開了與風頭最勁的趙本山的正面交鋒。從效果上看，鞏漢林是成功的。由於有了趙麗蓉的幫襯和耳目一新的表現形式，在《如此包裝》之後他得以順利轉型，一舉擺脫了固有的“袖珍男人”形象，成為了圍繞作品做文章的演技派。再看黃宏，近幾年他的《鞋釘》、《打氣》、《家有老爸》從主題選定、舞臺氣勢、語言組合上看幾近完美，但也正是由於這種循規蹈矩的模式化製造，限制了他在喜劇情緒上的堆積和發揮，那些作品更像是一出出激勵鬥志的活報劇。黃宏在藝術追求上的改變無可厚非，但我們還是懷念和宋丹丹配戲時的他。殊途同歸的兩條道路，共同捍衛著東北小品的至高榮譽。
2001年，《賣柺》的空前成功只能算是個奇蹟，它掩蓋不了小品越演越難的現實窘境。《鐘點工》靠兩個笑話支起的瘦弱骨架已經形象生動地展示了東北小品日益枯竭的生命熱力。在這樣的時候，才40多歲就已鬢生白髮的趙本山更像個孤膽鬥士，勇敢地扛著東北軍團的大旗。也許若干年後真的沒人再看這些帶著土腥味的小品，但它畢竟曾給了我們一路的歡笑，和笑聲背後的思索：“我們只有知道一個國家人民生活的樂趣，才會真正瞭解這個國家；正如我們只有知道一個人怎樣利用閒暇時光，才會真正瞭解這個人一樣。”今天的中國的確還存在著這樣的事實，那就是咱老百姓中的大多數“十分想見趙本山們”。人民需要歡樂，咋能沒有東北小品？和平環境裡的喜劇，激發著人民建設新生活的理想、熱情，英國需要班尼·黑兒、羅恩·阿特金森（即“豆子先生”），中國同樣需要“徐老蔫”、“牛大叔”、“大忽悠”這些鮮活的舞臺形象。有人列舉出東北小品“窮耍”、“語言粗俗”、“總那麼幾個人蹦達”、“農村化”等罪狀，但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東北小品直到今天仍是很好地完成著自己“取悅大眾”的革命任務，她詩意地棲居在百花齊放的中國文藝園圃中，繼續綻放著。
當一種藝術形式越過漫長的彩排和醞釀，最終被定格成一場全民開懷的場景時，不論她的生命延續到何時，已經足夠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