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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時大彬、號少山、又稱大彬、時彬。《陽羨茗壺系大家》稱其所作,“入案有一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於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群之目矣。他是繼供春之後知名度最大和影響最大的人。後人提及他的作品皆讚不絕口,諸如“時壺名遠甚,即遐諏絕域猶知之、“千奇萬狀信手出”、“宮中豔說大彬壺”、更有人推崇他為“明代良陶讓一時”。

時大彬的作品存世的不多,文物鑑賞和紫砂愛好者視“時壺”為圭臬。因為“時壺”在當時和後世的巨大聲譽,時大彬活著的時候就有人假冒他的作品,“時壺市縱有人賣,往往贗物非其真”。死後假冒他的就更多,而關於時大彬本人及其作品缺少相應的文字記載,導致“時壺”籠罩上一層撲迷離的色彩。

再看看出土實物,到目前為止出大彬壺共有三把:

江都縣丁溝鎮曹氏墓出土的大彬款的六角紫砂茶壺。墓葬為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曹氏墓出土的

大彬款六角方壺

無錫出土的大彬款的“如意紋蓋三足圓壺”墓主是明代南京翰林學士華師伊,於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卒於家。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無錫出土的大彬款

如意紋蓋三足圓壺

另一件是明代戶部尚書盧瑞峰(維禎)夫婦合葬墓出土的圓壺,主人卒於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

盧瑞峰(維禎)夫婦合葬墓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出土的圓壺

考古研究證明,這三把壺的造型師承宜興羊角山北宋紫砂窯址出土物,泥的質地大多不純,雜有淺黃色小顆粒,缺少溫潤感,工藝水平按今天的標準可以說是簡練粗放,而不是精細成熟之作。

專家宋伯胤進一步指出:

就其製法而言:手製,捶片,堅緻,兼用打身筒和鑲身筒法成型。壺嘴與壺把均用“鑽孔塞泥法”粘結成一個整體。

就其造型而言:基本上分六角形和球形兩種。有蓋、有嘴、有把而無提樑。

有一件器蓋,蓋上有倒立三足,作卻置用,這是仿照青銅器和漆器的傳統樣式的。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盧氏墓出土鼎足蓋圓壺

六角形壺片,每片寬度不十分規整,稜角不明顯。六角形壺嘴和五角形壺把,均系切削而成的。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盧氏墓出土鼎足蓋圓壺

球形壺的壺身渾圓,底部作圜形的,加上三隻錐形足。底部平坦,加上線圈足。雖然作者已經注意到壺嘴,壺身口沿與壺把之間的空間均衡以及在高度上取平,但距離三平的標準尚遠。

就其表皮處理與裝飾言:表皮均經打磨,惟因泥胚不純,燒結後就出現“石榴皮”狀的表層。壺身光素潔淨,沒有任何裝飾。惟萬曆四十七年華氏墓中出土的那件紫砂壺的蓋面鈕周粘有四瓣如意花樣。這樣的裝飾在羊角山和南宋古井的出土物中都看到過。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如意紋壺蓋

就其題款言:這三件砂壺的底部和華氏墓出土的砂壺壺把下方腹部,都有用竹刀刻出楷書“大彬”或“時大彬制”。刀筆深重有力,且骨多於肉。“彬”字三撇,盧、華二氏墓出土的起筆輕挑,然後用刀重捺,曹氏墓的則是輕刻成點,題款下均無印章,亦不加署年月或干支,更無堂名及“藏”、“仿”等字樣。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盧氏墓出土大彬刻款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華氏墓出土大彬刻款

時大彬及出土的“時壺”

曹氏墓大彬刻款

因為時大彬活著的時候,就有人模仿“大彬壺”,那末即使是出土的東西,也不一定可靠,但從出土的主人情況看,除江都的那位是平民外,另兩位都是有相當身份的官僚,用贗品來隨葬似乎不大可能。

這多少令人驚訝,與古籍所描寫、形容“時壺”帶給我們的印象有相當距離,但出土的實物又真實如此,不容懷疑。

我們認為,越古的茶壺造型、制工、泥色製得越完美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以上很多作品應該承認它們的藝術價值,而它的歷史真實性就值得思考了。

顧景舟大師經常說:自時大彬開始,製作紫砂陶的一整套傳統技法,已大體上建立,並傳承給以後的各代藝人,這應是時大彬最大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