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作為衡量高等教育發展相對規模的一個通行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提供高等教育機會的整體水平，對建成教育強國具有戰略意義。
“十三五”時期，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由40。0%增長至54。4%，實現了從大眾化階段向普及化的歷史性跨越。“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推進高等教育分類管理和高等學校綜合改革，構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體系，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提高到60%。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不斷提高意味著什麼？這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何意義？
“這標誌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從依賴人口紅利逐步轉為依靠人才紅利，我國正闊步邁向人力資源強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進一步擴大，對促進社會公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支撐作用。”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副主任朱軍文說。
國際上通常認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時屬於精英教育階段，15%至50%為大眾化階段，50%以上為普及化階段。1978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0。7%，到1998年也只有6。0%，那時候想上大學可謂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世紀之交的高校擴招逐漸滿足更多青年和家庭的“大學夢”，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2019年則突破50%大關。
在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李立國看來，高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夠顯著降低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放緩的可能性，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是決定經濟體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指出，我國要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到2035年翻一番的戰略目標，有賴於教育尤其是透過高等教育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提高人力資源質量。
多項實證研究表明，國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與國家經濟實力和居民生活水準成正比。朱軍文分析說，過去20年，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對高學歷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長，疊加個人和家庭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意願和支付能力不斷提高，從需求側拉動了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同時，科教興國戰略持續推進，國家和地方政府對高校投入持續增加，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釋放辦學活力，以及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帶來的寬厚基礎，都保障了高等教育供給能力穩步提升。
“如今，我國已建立起功能完善、學科齊全的高等教育系統，具備了與人口規模、經濟體量相適應的人才自主培養能力。未來5年，我國一半以上的新增勞動力將接受高等教育，這批青年將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主力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意義，遠比50%或54。4%的數字更重要。”朱軍文說。
雖然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斷快速提高，但從國際橫向對比來看，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首先要清楚，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與人口規模直接相關。對於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難度更大，因此不能按照數字來簡單排名。但總體來講，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的增長速度還是相對滯後於經濟發展水平。”朱軍文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十三五”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由3647萬人擴大至4183萬人，年增長率僅為2。78%，遠低於同期我國經濟增速和人均GDP增速。
朱軍文認為，“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60%，這個目標應該是有所保留的，超額完成的可能性很大。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後，其實更應該關注高等教育的結構和質量，而非數量。
“現在上大學的機會已不再是社會稀缺資源，公眾的高等教育需求從‘上大學’悄然轉變為‘上好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譽院長鍾秉林強調，要實現“十四五”時期直至2035年的教育發展目標，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方式需進行根本性轉變，從過去以規模擴張、空間拓展為特徵的外延式發展，轉變為以提高質量、最佳化結構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
對此，鍾秉林建議最佳化區域佈局結構，促進東中西部高等教育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最佳化層次型別結構，分類發展不同層次和型別的高等教育，進一步融通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最佳化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學術型學位與專業學位的結構，啟動新一輪學科專業目錄調整，增設交叉學科門類。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校管理者不能總想再擴大招生規模和異地辦校外延擴張，而要真正回到特色建校、分類發展的路徑上來。此外，要推動一批具備條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嚮應用型轉變，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把辦學定位轉向培養應用技能型人才，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更好地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朱軍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