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梳理三國這段歷史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像曹操、司馬懿和司馬昭這樣的政治強人，其為人處世和才能都有可稱道的地方。但歷史對他們評價卻非常複雜，敢與他們爭權奪勢的人物都是好樣的。而對於曹芳、曹髦、司馬炎和司馬衷這樣的二代三代，歷史對他們的評價則傾向於認可，敢與他們爭權奪勢的人物都是大逆不道的。
這種奇怪現象正是皇權政治宣傳的結果。如果說曹操、司馬懿和司馬昭是“賊”，那曹芳、曹髦、司馬炎和司馬衷只不過是在享受自己前輩奪來的“賊贓”而已。換言之，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也沒有什麼合法性，權臣與他們爭權奪利，又何來大逆不道可言呢？
但皇權政治下，史官必須得先為天下找一個合法的主人來尊崇，否則歷史就會寫成“天下本無主，兵強馬壯者得之。”這種觀點顯然與皇權思想背道而馳。所以皇權政治下寫出來的歷史，總會先確定天下屬於某個皇帝或某個皇族，其他人膽敢與這個皇帝或這個皇族爭權奪利，就是大逆不道。
最初，史官把天下確定天下屬於劉姓皇族，任何外姓膽敢與劉氏皇族爭權奪利就是大逆不道。
劉氏皇族徹底衰亡之後，史官為天下找了一個新主人。於是曹氏皇族這個從前盜取天下的“賊”，搖身一變成為天下合法的主人，任何外姓膽敢與曹氏皇族爭權奪利就是大逆不道。
曹氏皇族徹底衰亡之後，史官又為天下找了一個新主人。於是司馬氏皇族這個從前盜取天下的“賊”，搖身一變成為天下合法的主人，任何外姓膽敢與司馬氏皇族爭權奪利就是大逆不道。
我不想評價史官的這種做法對或不對，我只想說：天下從來都不屬於劉氏，也不屬於曹氏，更不屬於司馬氏。天下本無主，兵強馬壯者得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誰代表天下人的利益，誰才配執掌天下。
皇權本身並不神聖，如果控制天下的家族實力足夠，皇權才會變得神聖。如果這個家族實力衰弱，所謂的亂臣自然會紛湧而出。真實的歷史是：皇帝自古輪流做，明年輪到我家來。
從曹魏帝國開始，皇權就已經沒有什麼神聖和神秘可言了。因為此後的四五百年，所謂的帝國都如同走馬燈，所謂的皇帝接二連三地死於非命，所謂的亂臣賊子更是成群結隊地往外冒。
亂臣賊子欺凌皇帝，一步步篡奪皇權，基於皇權的立場去看自然是大逆不道。問題是：哪個家族的皇權不是奪來的呢？他們後來修成了正果，所以就一再強迫民眾接受天下屬於皇帝家族的事實，把任何試圖搶奪家天下的人都說成是大逆不道的。問題是：他們在造反的時候，怎麼不發表這種言論呢？
始皇帝說：“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帝的這種狂言只是一種夢想，但在後世，又有哪個開國帝王放棄過這種夢想呢？
對於修成正果的家族而言，如何使這種夢想變為現實，才是當務之急。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開國帝王做出了不同的嘗試，卻無一例外地全部失敗了。
曹丕稱帝之後，打壓外戚和皇族，與豪門士族共治天下，最終卻被豪門士族代表的司馬家族篡奪了皇位；司馬炎稱帝之後，吸取了曹魏滅亡的教訓，開始扶植皇族勢力，大肆分封諸王。雖然沒有豪門士族可以篡奪司馬家族的皇位，但西晉帝國卻在諸王火併中變得四分五裂，繼而走向滅亡。
再到後來的南北朝時期，不管開國帝王們用何種手段保證帝國的延續性，所謂的“長久帝國”都會在開國帝王去世後走向衰弱。哪怕是大一統的隋帝國，也延續了南北朝的短命基因；而所謂的“大唐帝國”，更是手足相殘、父子相殘、皇后太后專權、大規模叛亂和實權派分庭抗禮一樣不缺。
直到宋朝，皇權才逐漸變得穩固，原因就在於科舉制的成熟。科舉制成熟之後，官員只是官員，而不再是豪門士族的首腦。想以官員的身份推翻帝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大家可以翻翻史書，自宋朝以後，成功篡權奪位的亂臣賊子變得少而又少。這一切都要歸功於科舉制的成熟，成熟的科舉制又催生了成熟的官僚集團。
很多人都認為：科舉制的出現，是某位政治人物的靈光一現，這種觀點大錯特錯。在隋唐之前，即使有人想到了類似科舉的制度，也沒有能力將之轉化為現實，因為豪門士族會極力反對科舉制的出現。因為科舉制一旦成為現實，豪門士族就無法繼續壟斷帝國的人事權力。而在交通和媒介相對落後的社會中，最高統治者也無法把自己的統治觸角伸進帝國的各個角落。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只有預設豪門士族壟斷帝國人事權力的事實。
很多人攻擊科舉制，認為這是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對此我不予置評，我只是簡單地羅列兩點：一、科舉制使得當時的中國名臣輩出，保證了中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先地位；二、科舉制的出現，使得豪門士族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所謂三國，不過是一場權貴子弟的狂歡。狂歡落幕，為之還賬的是整個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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