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紹興師爺的鼻祖，師爺行當是怎樣興起，又是怎樣沒落的？
“師爺”這種角色古已有之，而且在歷史上並無任何貶義。從戰國時期信陵、孟嘗、平原、春申“四大公子”門下養士起，中國曆代政治舞臺上出場人物的身後，總是少不了門客幫閒。
這些人或出謀劃策，或代筆捉刀，或隨吟清談，或承宣接洽，各持其事，各為其主，成為政治上的重要配角。只是他們一直未能形成專門的職業群體。
直至明代晚期，特別是清代，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幕友佐治，才得到法律及社會的廣泛認可，門客幕友，才成為各項政務不可或缺的人物，各級官府衙門裡都有幕友參預政務，尤其是府、縣兩級衙門，至少要聘請刑名、錢穀、書谷、掛號等四五名幕友，於是便有“無幕不成衙”之說。
有人認為，清初的紹興人鄔思道，是“紹興師爺”的鼻祖。關於鄔思道的生平，說法不一，還是要先從田文鏡說起。
田文鏡是漢軍旗人，非正途出身，康熙二十二年以監生授縣丞，用了三十多年才升到侍讀學士。雍正元年，奉派去華山致祭，揭發山西巡撫瞞報災情，從此，開始深受雍正皇帝的信任，命他署理山西布政使，不到兩年就升為河南巡撫。
田文鏡與鄔思道又有什麼關係呢？據說，紹興人鄔思道自幼好讀書，科舉不得意，家貧，以遊幕為生，寓居河南開封，當時，巡撫田文鏡慕名聘請鄔先生入幕。
鄔思道是如何贏得田文鏡的信任的呢？有這樣一個故事：鄔思道替田文鏡承辦一件棘手的案件，案子上報北京刑部順利透過，不像以往屢遭批駁。另外，有一日，鄔先生對田文鏡說：“君願為吐氣督撫，抑或庸碌督撫。”田文鏡答，當然想做吐氣督撫了。鄔先生就說：“既然你想做吐氣督撫，就得聽任我替你辦一件事，此事你卻不可掣肘。”田文鏡問是什麼事，鄔先生說：“我替你準備了一篇給皇上的奏章，如果這道奏章送上去，你的大業便可成。只是此奏章內容你一字也不能看，不知你能不能信任我。”
田文鏡與鄔先生相處了一段較長的時間，深知鄔先生有膽有謀，於是，慨然答應了。原來，這篇奏章的內容是彈劾隆科多的，隆科多是雍正的孃舅，官居大學士，隆科多倚擁戴之功，常做越禮違法之事，雍正這時已對他非常厭惡，正想清除，而苦於無從下手，因滿朝文武雖知隆科多不法，但懾於其權勢，無人敢揭發。
鄔先生窺透了雍正的心理，所以敢做這件其他人不敢做的事。雍正看了奏章，正求之不得，立即將奏章發交六部核議，辦了隆科多的罪。從此，雍正對田文鏡寵遇日隆，而鄔先生也聲名遠播了。
鄔思道以自己豐富的政治閱歷和官場經驗，不僅贏得幕主田文鏡的寵幸，且為雍正皇帝所看重，從而成為紹興師爺公認的祖師爺。雍正皇帝常在田文鏡的請安折上硃批“朕安，鄔先生安否”？這就使以鄔思道為代表的紹興師爺身價百倍，為各地督撫所矚目。
這位鄔師爺，深知“高處不勝寒”的道理，急流勇退，告老還鄉。他歸家後，著有《遊梁草》《撫豫宣化錄》兩書，以田文鏡的名義刊行，皆述遊幕之道。此兩書，後被師爺們奉為枕中鴻寶。紹興師爺名氣由此大振，師爺以紹興為貴，也為各地官署所公認。
鄔思道離開了田文鏡。沒有了鄔思道的田文鏡，後來如何了呢？
田文鏡為政過於嚴苛，譬如，推行墾荒、攤丁入畝、追討積欠，為完成任務，一味迎合上意，對下屬和百姓殘酷刻薄，世人不無非議。
此外，雍正喜聞祥瑞，田文鏡頗為迎合，《永憲錄》說：“河南總督田文鏡進瑞谷一莖十五穗。”到雍正後期，田文鏡多次瞞報河南災情，為雍正所察覺，雍正皇帝上諭：“田文鏡近來年老多病，精神不及，為屬員欺誑……”此時，田文鏡其實沒病，雍正皇帝實際上是勸他知難而退。不久，田文鏡奏請解任，“旋卒”，諡號端肅。顯然是和失寵後思想落差太大有關。
晚清，紹興師爺中能人輩出，官吏爭相聘請，最負盛名的，有秋瑾的曾祖秋桐豫，受聘於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章士傑受聘於兩江總督曾國荃，馬家鼎受聘於湖廣總督張之洞，程壎受聘於直隸總督李鴻章，特別是號稱一代名幕的婁春藩，先後被李鴻章、袁世凱、端方等六任直隸總督相繼聘用，可謂權威高矣！
李鴻章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時，對部屬十分挑剔，然而對婁春藩卻十分尊重，凡奏摺、刑錢、鹽務等皆委婁辦理。其時，永定河常有水患，婁春藩經多次實地考察，查明氾濫原委，為李鴻章制訂出一個治水計劃，河患大減。在他主持總督府文案期間，直隸省無冤獄發生。公元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督署同僚皆聞風而逃，婁春藩獨留不去，苦撐局面至事平。庚子和議後，李鴻章擬保奏他出任京官，但被他婉辭了。
清末，以慈禧為首的清朝政府高唱“變法”，陸續頒佈並實行一些“改革”措施。政府整頓官僚政制，削減了一些重疊和虛設機構，各省也相應裁撤了不少衙門與人員。各級官吏的裁減，迫使大量紹興師爺離開官場另謀出路，他們的活動和影響隨之弱化。
同時，由於清朝政府廢八股、停科舉、興學校、獎遊學等，使辦學堂和出國留學蔚然成風。公元1911年，全國各地興辦新式學堂達五萬多所，有學生一百多萬，構成了一個新的知識群體。他們用在國外或新式學堂中學到的知識武裝自己，逐漸取得政治舞臺上的優勢，從而極大地衝擊並削弱了紹興師爺在清朝政壇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圍中，清朝政府號召各地司法獨立，在北京設立大理院，各省設立高等廳，各府、縣設立地方廳，審理訟事由法院專使司職，同時，起用歸國留學生和各地法政學堂、法政速成班的畢業生充實各級衙門，並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紹興師爺的傳統審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專門人才，取代刑名師爺，從根本上動搖了紹興師爺壟斷司法審判的基礎。
而且，由於此類法政學堂、速成班除專授法律專業知識外，還兼修經濟、財政、會計、統計等學科，其畢業生便以其所學廣泛滲入行政機構的各個層面，使紹興師爺師徒相授的錢穀秘訣，逐漸歸於淘汰。隨著紹興師爺刑名、錢穀兩大優勢的漸次喪失，其群體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響也就由衰微而至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