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在選人、用人上的管理能力可用“屈己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寬厚愛民”16字來總結。對人才的重視、尊重和培養是唐太宗成功興國的首要策略。他善於選賢任能，培養直諫的氣氛，天下之才皆為他所用，集中大眾的智慧。
他相信“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秉承“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在懷念一代名臣魏徵時他還說過一段千古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這些，都是唐太宗留給後人的閃爍著光芒的智慧和寶貴財富。他的領導藝術與管理智慧曾為歷代統治者和有識之士所推崇。
諫議大夫魏徵就是一個典型的“逆才”，他經常對唐太宗的缺點和不足犯顏直諫，多次讓唐太宗威儀掃地。他於貞觀十三年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尖銳地指出唐太宗十個方面的過錯和缺點，令唐太宗非常尷尬。
可唐太宗一貫將魏徵作為難得的賢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於尷尬之後，將《十漸不克終疏》列諸屏風，朝夕瞻視，並作為其當朝執政的座右銘。正因有魏徵之類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會有大唐基業的穩固和貞觀盛世的出現。
唐太宗選賢任能不論親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問出身。在唐初上層管理集團中，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兄長，房玄齡是隋朝舊臣，張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馬周本為中郎將常何的門客，魏徵則是政敵李建成的謀臣。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中流砥柱的人物，為唐朝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同時，唐太宗既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高士廉等人，也重用庶族地主張亮、侯君集諸人，打破了魏晉以來任用士族地主為官的定製。更為可貴的是，他敢於衝破民族偏見的藩籬，選拔少數民族人才。
如貞觀六年，任鐵勒族酋長契何力為領軍將軍；貞觀十四年，封突厥族阿史那忠為大將軍；後又封突厥知事思力為安國公。
“先存百姓”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唐太宗親身經歷了隋末的社會大動盪，親眼看到龐大的隋朝迅速崩潰，為避免重蹈隋亡覆轍，安邦定國，唐太宗首先確定了治國的大政方針。
這種“存百姓”的思想就是他吸取隋亡教訓、探討歷代興亡更替得出的最重要的治國思想。他深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從而認識到存百姓就是要讓百姓生活安定，只有安定百姓，國家才會長治久安，才能富強，這是最重要的“為君之道”。
李世民身先士卒：
在初唐統一戰爭的歷次戰役中，李世民衝鋒在前、身先士卒的事例是不勝列舉的。在同王世充的對陣中，他令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別統率騎兵輪番向敵陣發起衝擊，而他本人則輪番參加每一次衝擊並率隊為前鋒。
李世民總是身先士卒打頭陣。有一次，他帶五百騎兵巡視前方地形，結果被敵人騎兵包圍。敵將單雄信挺槊直取李世民，尉遲敬德躍馬而出，將單雄信刺落馬下，掩護李世民突出了重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