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登上哲學舞臺的時候，正是以啟蒙主義為主導精神的近代哲學陷入困境之時。當時，康德的批判哲學扭轉了哲學的方向，被譽為哲學史上的一場革命，通常被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康德之前，休謨的懷疑論不僅使經驗論企圖透過對經驗的概括歸納獲得有關自然法則的知識這一理想最終破滅了，而且也使唯理論陷入了困境：唯理論試圖從理性固有的一些天賦觀念推演出人類的全部知識，而休謨卻證明理性所固有的觀念僅與自身相關而與外在事物沒有任何關係。這意味著我們不僅不能證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為科學知識之基礎的理性本身也發生了動搖。
康德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在認識論問題上，康德主張“調和”經驗論和唯理論。但是這樣一來我們便陷入了兩難的困境，康德用一句話把這個難題擺了出來：我們如何能夠先天地經驗物件？
如果按照形而上學關於知識的傳統觀念，亦即知識必須符合物件才能成為真實可靠的知識，而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證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於是，康德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觀念：如果知識必須符合物件這條路走不通，不妨像哥白尼提出“日心說”那樣換一個角度，把知識與物件之間的關係顛倒過來，看一看讓物件符合知識亦即主體固有的認識形式會有什麼結果。
在康德看來，問題由此便得到了完滿的解決：一方面，我們的知識的確必須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但是另一方面，進行認識活動的主體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認識形式，由於這些認識形式在經驗之先並且作為經驗的條件而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之中，因而便使知識具有先天性或普遍必然性。換言之，經驗為知識提供材料，而主體則為知識提供對這些材料進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識就其內容而言是經驗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則是先天的。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得到了證明。這就是被人們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學革命。
伊曼努爾·康德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所帶來的雙重影響：
1、消極方面：如果物件必須符合主體的認識形式，那就意味著事物對我們來說被劃分成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透過主體的認識形式所認識的事物，即“顯象”；另一方面是未經認識形式限制因而在認識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體”。也就是說主體先天的認識形式雖然構成了知識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據，但是亦限制了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我們只能認識事物對我們的顯象而不可能認識事物本身（因此自然科學是可能的，但不是完全可能的，而形而上學是絕對不可能的）。
2、積極方面：雖然認識形式的限制體現了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們的認識領域之外還有一個不受認識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無限自由的領域。於是就為理性的另一種能力亦即實踐能力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天地，這就意味著在認識形式限制之外的一切都具有了自由的可能。
由此可見，康德的哲學革命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它透過主體先天的認識形式來確立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則透過對認識能力的限制為自由開闢道路，而且這後一方面真正體現了康德哲學的根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