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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發現:博士生SCI發的越多,通常科研能力越差

多年來,我評閱了上百部博士學位論文,也參加了上百次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我和不少老師有一個共同的深刻感受:

在攻讀博士期間,發表了多篇SCI論文的博士生,在科研基本功、創新能力等方面,通常不如僅滿足“論文達標”要求的博士生。

專家發現:博士生SCI發的越多,通常科研能力越差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做科研需要深度思考謀求解決之道,這通常需要大量時間;好不容易路子想通了,建模型、做試驗、分析總結,也需要時間;把結果整理成學術論文,特別是英文SCI論文,撰寫、修改、投稿,還需要時間。

任何一個博士生,用於撰寫學術論文的時間多了,則用於科研攻關過程的時間就少了。

可想而知,諸多這樣的學術論文不是“雞肋”才怪。我看了TA們發表的學術論文,認為其大致可分類為:

“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型”、“換湯不換藥”型、“包裝忽悠”型、“克隆跟風”型、“借雞下蛋”型

,可與“鳥屎+石墨烯”型相“媲美”,

皆為跟風矣。

有人說:“量變可引起質變”,即論文寫多了,科研質量會隨之提升。確實,論文寫的越多,在寫作技巧

(如表述嚴謹性、邏輯結構清晰性、前後一致性)

方面會有所提升,但若說能顯著提升質量則過於牽強。質量主要由論文“硬核”決定,雖然好的表達可提高易讀性,但“硬核”的價值不會改變。從非線性科學角度來說,量變若能引起質變,必須有“非線性作用”參與其中;否則,只會有量的增加而無質的變化。在我看來,

這個“非線性作用”對研究者而言,是創造力;對論文而言,是創新性及其意義。

當然,原創是最高程度的創新,其價值巨大,是有志研究者應追求的崇高目標。

再回首,

要說論文數量,我國已是世界第二了,但量變引起質變了嗎?

為啥在最能反映人類智慧的科學原理、定律等方面幾無建樹?為啥在卡脖子技術方面仍受制於人?為啥目前只有土生土長的屠呦呦一人獲得了自然科學類諾獎?反觀日本,人家做科研既不追求論文數量,也不以發表頂刊論文為目的,結果自2000年以來年年拿諾獎。若我國再不痛下決心改變科研評價導向,能從論文大國變成科技強國嗎?

2020年2月23日,教育部、科技部印發

《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

。該“意見”第九條科學設定學位授予質量標準指出:“學校應重視人才培養質量和培養過程,發揮基層院系和導師的質量把關作用,加強對學位論文的質量稽核,結合學科特點等合理設定學位授予的質量標準,不宜以發表SCI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等指標作為學生畢業和學位授予的限制性條件。”新政把“人才和學位論文質量”放在首位,體現了正確的科研價值觀,這對有志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而言,無疑明確了更加具體的前進方向——追求創新、追求卓越。

趙紅洲

(1991)

統計分析了1501~1960年全球傑出科學家作出重大貢獻的“最佳(黃金)年齡區”,指出其在25~45歲之間,這與諸多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

一般說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受“條條框框”的約束越多,科學發現的難度會越來越大。

我國大多數在讀博士生位於該黃金年齡區,其中有些人不僅記憶力方興末艾、理解力運若轉軸、精力充沛旺盛、想象力豐富多彩,而且有敢想敢幹的創新精神。

若在這個年齡段,把精力放在跟風式的科研上,耗費大量時間為發表學術論文而論文,豈不浪費寶貴的創新潛力,以至於遺憾終生。

反之,若把精力放在科學問題的凝練上,放在靠奇思妙想謀求科技難題的突破或解決之道上,則有可能做出載入史冊的原創成果。再者,在攻堅克難過程中,一方面研究者要惡補有關多學科知識,以開拓解決問題的視野;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潛在創新活力一旦被激發,則奇妙的想法自然而然迸發。這在無形之中均能使科研功力暴漲。如此,還猶豫什麼呢?

嗯,至於研究成果,不管是以學術論文還是學位論文的形式發表,除傳播力度不同外,並無什麼本質區別。

當然,即使按照新規辦事兒,

能做出原創成果的博士生仍然是少數,但這已經足夠了,

總比“光頭”強百倍,因為

一項原創性成果的價值遠不是眾多跟風式工作所能比擬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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