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後的幾十年間，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不斷髮動侵華戰爭。戰爭的結局，都是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資本主義列強劃分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浪潮，國家民族面臨空前嚴重的危機。
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即所謂西學、新學也如潮水般地湧進中國，猛烈地衝擊著中國封建的舊文化。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維新派於
1898
年發動了著名的戊戌變法。變法運動雖然失敗了，但維新派試圖透過實行
“
富國強兵
”
的新政，挽救民族國家的危機，因而使這次運動具有愛國主義的性質；他們透過向西方尋找真理，傳播資產階級文化，展開了
“
新學
”
與
“
舊學
”
、
“
西學
”
與
“
中學
”
、
“
學校
”
與科舉的爭論，形成了嶄新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潮。因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這個時期，維新派思想家反對封建頑固派的
“
天不變，道亦不變
”
的形而上學，把中國傳統的辯證法思想與西方近代進化論結合起來，形成了以進化論為主要特徵的哲學體系。而這種中國式的進化論哲學，正是他們變法維新的理論武器。康有為的
“
三世
”
說是較系統的歷史進化論；梁啟超的
“
三世六別
”
的歷史進化論是對康氏學說的補充和發揮；譚嗣同也主張變易哲學，宣揚
“
器變道變
”
，
“
一切皆變
”
；嚴復則透過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介紹達爾文的
“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
的進化論，說明中國要救亡圖存，必須根據進化的規律進行變法維新，激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康有為
（1858-1927）
，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後人稱他為康南海，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領袖。他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過儒家傳統教育，又研讀過佛教、道教經典。清朝政府的腐敗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使他對封建的舊學逐漸產生懷疑。後在上海、香港等地接觸了比較多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轉而學習西學，開始知道西方國家自有一套東西，不能再把它們簡單地看作
“
夷狄
”
，從此有了改革中國政治的念頭。他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政治學說，成為當時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
自
1883
年到
1898
年，他七次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其中最著名的是
1895
年聯合
1300
多名在北京應試的舉人上書皇帝，即所謂
“
公車上書
”
。透過上書，他系統地提出了變法維新的方案：在政治上變封建君主專制政體為君主立憲制，在經濟上發展和保護新興的民族工業，在文化上廢除封建教育，興辦學校，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民主主義文化。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緒帝為了挽救清朝面臨的危機，宣佈變法，並召見康有為，讓維新派參與
“
新政
”
。這就是著名的
“
戊戌變法
”
。但是，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很快鎮壓了變法運動，光緒被囚禁，譚嗣同等
“
六君子
”
被殺害。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逃亡國外，逐漸走向保守，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後，他主張尊孔讀經，站在
“
五四
”
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
康有為的著作很多，《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戊戌奏稿》影響甚大，另外還有《內外篇》、《諸天講》以及《論語注》、《中庸注》和《孟子微》等等。
變易進化觀是康有為哲學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也是他倡導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他的變易進化觀，既繼承了中國古代樸素辯證法思想的成果，又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知識，在總結早期改良主義變法思想的基礎上，試圖突破其前輩
“
器變道不變
”
的思想侷限。
康有為強調變易進化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普遍的法則，他說：
“
蓋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陰，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
”
在此，他明確提出了
“
變者，天道也
”
的命題，認為天、地、人，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變易是普遍的、絕對的。
“
變者，天道也
”
，是中國古代哲學家已有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康有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宣傳這種變易思想，則更多地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來進行論證。例如，他根據康德
——
拉普拉斯的星雲假說，認為太陽系和其他天體是在不斷演化的，他說：
“
德之韓圖
（
康德），法之立拉士
（
拉普拉斯）發星雲之說，謂各天體創成以前，是朦朧之瓦斯體，浮游於宇宙之間，其分子相互引集，是謂星雲，實則瓦斯之一大塊也。
”
又說：
“
天空之氣熱，鼓盪往來，摩擦不息，互相吸引，互相離拒，然而成體，聚合而成團，漸積成大團，吸力更大更久積莫大之團，乃至尋常之理也。
”
他認為，地球是演化而成的，地球上的生物也是不斷變易進化的，
“
生物始於苔，動物始於介類
”
，
“
荒古以前生草木，遠古生鳥獸，近古生人
”
。
生物逐步從低階進化到高階，人類也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
康有為認為，地球中包含有生物的層累，從下到上，分為
“
介層、蟲層、大草大木層，而後至於人層
”
，而這些，正可以證明地球上的生物是逐漸進化的。因此，他從天體演化和生物進化的諸多現象中，看到了事物發展的必然法則，主張
“
善變以應天
”
，反對
“
不變而逆天
”
。這恰恰是同
“
天不變，道亦不變
”
的思想相反對的，從而為當時的變法運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由以上可看出，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特別是康德的星雲假說和達爾文的進化論，給康有為的哲學思想以深刻的影響，使他突破了中國古代樸素的變易思想的侷限，建立了具有近代實證科學特點的變易進化觀。
康有為在說明變易的根源時，吸取了中國古代關於
“
陰陽
”
的學說，接觸到了事物內部的矛盾對立。他說：
“
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兩。《易》雲
‘
太極生兩儀
’
。孔子原本天道，知物必有兩，故以陰陽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
”
他還以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中關於氣、力、質、形、光、聲等物中的矛盾對立現象，來補充說明他的陰陽矛盾觀，他說：
“
理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吸拒，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統物理焉。
”
此
“
八統
”
都呈現了對立面的統一，矛盾普遍存在，即是
“
物理
”
。
康有為還說明了統一與對立之間的關係，並看到了對立統一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他指出，
“
蓋太極兩儀之理，物不可不定於一，有統一而後能成；物不可不對為二，有對爭而後能進
”
。所謂
“
有統一而後能成
”
，是指
“
物必有合
”
。他說：
“
思其正反，正反既異，其道乃成。
”
在此，他指出矛盾雙方相互依存是普遍的，離開一方就不成其為矛盾，而只有矛盾的
“
合
”
才能構成事物。所謂
“
有對爭而後能進
”
，是指矛盾雙方透過鬥爭而促使事物發展變化。因此，他強調了事物的進化是矛盾對立鬥爭的結果。
康有為還認為，變易是一個新陳代謝、去舊布新的過程，並把這看作是不可違抗的法則。他說：
“
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
”
因此，應
“
用其新，去其陳
”
。由此，康有為對當時死守祖宗成法的不變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判。他指出：
“
若祖宗之法不可變，則我世祖章皇帝何嘗不變太宗皇帝之法哉。
”
他大聲疾呼：
“
守舊不可，必當變法
”
，
“
變法而強，守舊而亡
”
、
“
能變則全，不變則亡
”
。
顯而易見，康有為極力論證自然界的變易進化，目的是要說明人類社會歷史的進化和中國必須變法的問題。康有為認為，人類社會各方面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正因為不斷進化，人類的生活才愈來愈好。為了說明人類社會歷史進化的規律，康有為把中國古代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的
“
三世
”
說與《禮記
。
禮運》中講的小康、大同結合起來，提出了他的社會歷史進化學說。
康有為
“
三世
”
說的主要內容是說，人類社會是逐漸進化的。進化的順序是由
“
據亂世
”
變而為
“
昇平世
”
，經過
“
昇平世
”
而後進入
“
太平世
”
，一世比一世進步、文明，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無一例外地都要經過這三個發展階段，這是人類歷史進化的普遍規律。他認為，
“
據亂世
”
是
“
文教未明
”
的野蠻時代；
“
昇平世
”
是
“
漸有文教
”
的文明開化時代，又稱
“
小康
”
；
“
太平世
”
是
“
文教全備
”
的文明全盛時代，亦即康有為理想中的
“
大同
”
社會。
他指出，中國歷史上至多達到
“
昇平世
”
即
“
小康
”
社會，而從未達到過
“
太平世
”
即
“
大同
”
社會，他說：
“
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
”
他堅決主張，必須打破這種
“
皆小康之世
”
的躑躅不前的局面，中國只有求變，求進化，才能進步，才能向
“
大同
”
世界前進。
康有為借孔子之志來發揮他的歷史進化學說，他反覆說明，
“
春秋始於文王，終於堯舜，蓋據亂之治為文王，太平之治為堯舜，孔子之聖意改制之大義，此《公羊》所傳，微言之第一義也。
”
又說：
“
三世為孔子非常之大義，託之《春秋》以明之。
”
康有為借孔子之微言大義，其真正的目的是為了闡發由封建君主專制進化到君主立憲制，再進化到民主共和制的歷史必然性，為資產階級的維新變法運動製造輿論。
康有為的
“
三世
”
進化說對歷史階段的劃分，其標準不是社會的經濟形態而是
“
文教
”
或政治體制，因而是不科學的。儘管如此，康有為的公羊
“
三世
”
說，畢竟借孔子之名宣傳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肯定了人類社會由低階向高階的不斷進化，肯定了封建專制制度必將逐漸變為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再進而變為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歷史必然性，這就是他一再強調的
“
由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專制而立憲而共和
”
的進化之理。
但是，康有為所說的變易進化，只承認量的漸變，否認質的突變和飛躍。他常常強調
“
進化有漸
”
的
“
漸
”
字，反對
“
邃變
”
。他認為由
“
據亂世
”
到
“
昇平世
”
只能是迴圈漸進而超越不得的，他說：
“
生當亂世，道難躐等
（
越級），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不能不盈科乃能，循序而行。
”
又說，
“
進化之理，有一定之軌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時，自當變通
”
，否則
“
必生大害
”
。
由此看來，康有為的歷史進化觀，雖強調變易、進化，但只主張改良而反對革命的變革，實質上是一種改良主義理論。後來，康有為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反對孫中山等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的革命主張，與他奉行的這種改良主義理論直接相關。
康有為的哲學思想總體上是唯心主義的，但其中包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這種矛盾現象集中表現在他的
“
以元為本
”
的宇宙觀中。
“
元
”
是康有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他認為，
“
元
”
是宇宙的本體，萬物的根本。他說：
“
元為萬物之本，人與天同本於元。
”
又說：
“
孔子之道，運本於元，以統天地，故謂萬物之本。
”
天地萬物，包括人都是從
“
元
”
派生出來的，
“
元
”
統天地人物。這個
“
元
”
是物質實體還是精神實體呢？康有為把
“
元
”
解釋為
“
氣
”
。他說：
“
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起造天地，天地始也。
”
針對宋代以來的理、氣先後之爭，他否定朱熹理先氣後的觀點，鮮明地主張，
“
有氣，然後有理
”
。他說：
“
凡物皆始於氣，既有氣，然後有理。生人生物者，氣也。朱子以
‘
理在氣之前
’
，其說非。
” “
氣
”
在中國古代一般是作為物質來理解的，所以康有為的觀點至此沒有離開樸素唯物主義的哲學立場。康有為還用
“
氣
”
的概念與近代自然科學中的
“
電
”
、
“
元素
”
、
“
以太
”
相比附，並把它們說成是一回事，用機械運動來解釋事物變化的規律，以此來說明古代哲學中
“
陰陽
”
、
“
道
”
等概念，致使他的哲學帶有一點機械唯物主義的色彩。
但是，就象康有為不能正確瞭解社會歷史進化的本質一樣，他也不能正確地解釋人的精神現象。由於康有為對近代自然科學的膚淺認識，又受到庸俗唯物論的影響，他沒能把精神與物質區別開來，認為兩者是同一的東西。
他說：
“
神者，有知之電也。
……
無物無電，無物無神。夫神者，知氣也，魂知也，精爽也，靈明也，明德也，數者異名而同實。
”
他又說：
“
知氣者，靈魂也，略同電氣，物皆存之。
”
在這裡，康有為把
“
神
”
看作是
“
有知之電
”
，把精神性的
“
知氣
”
、
“
神氣
”
等同於物質性的
“
電氣
”
，完全取消了精神和物質的界限。
正是由於康有為不能區別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故而強調
“
物我一體
”
，他說：
“
物我一體，無彼此之界；天人同氣，無內外之分。
……
物即己而己即物，天即人而人即天。
”
最後，他進一步又賦予他的最高本體
“
元
”
或
“
氣
”
以道德的屬性，把
“
以元為本
”
歸結為
“
以仁為本
”
。他說：
“
不忍人之心，仁也，電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也。
……
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
”
，
“
一切仁政，皆以不忍人之心生，為萬化之海，為一切根，一切源。
……
人道之仁愛，人道之文明，人道之進化，至於天下大同，皆從此出。
”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康有為的哲學，由
“
元
”
、
“
氣
”
、
“
電
”
到
“
神
”
、
“
仁
”
，從唯物主義一步一步滑向了唯心主義，
“
以仁為本
”
的唯心主義成為康有為哲學思想的最後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