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及唐代中日關係史領域再添重要實物史料——曾於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兩度到訪中國的日本留學生、遣唐使吉備真備親筆所書墓誌銘，於2019年12月25日在文物出版社、深圳望野博物館舉辦的新書釋出會暨學術成果公告會上正式對外公佈。
李訓墓誌原石
此墓誌的主人為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主管外國留學生及外事接待等事務的官署“鴻臚寺”的從六品上官員“丞”（相當於現代外交部的“秘書長”）李訓，唐開元22年（公元734年）6月卒於洛陽。墓誌共328字，落款處“秘書丞褚思光撰文 日本國朝臣備書”的字樣清晰可見。
李訓墓誌蓋拓本
李訓墓誌拓本
據悉，“李訓墓誌”早年在古舊市場流散，後被書法愛好者留存，2013年冬由望野博物館徵集入藏。該館館長閻焰歷經6年的潛心考證、甄別、調查、研究，並與中日存世中古文字、墓誌、史料比較對勘，確定“日本國朝臣備”的“朝臣備”為日本奈良時代的朝廷高官吉備真備（695-775）在唐朝留學期間使用的名字。閻焰的相關研究成果經文物出版社編輯成書，於12月正式出版。
這本名為《日本國朝臣備書丹褚思光撰文鴻臚寺丞李訓墓誌考》的著作共約5萬字，配圖15張，內容涉及墓主人李訓的生平家世、父輩資訊、就職經歷、社會交友，以及對盛唐高宗、武后、玄宗間的重大歷史事件的挖掘。並就遣唐使入唐、日本人書法成就、唐時的中日關係等進行了深入探尋。
《日本國朝臣備書丹褚思光撰文鴻臚寺丞李訓墓誌考》書影
同時獲知該墓誌已向深圳市、廣東省文物主管單位申報，並經專家組鑑定，正式備案登入入國家文物資料庫。
此項釋出轟動了日本，日本公共廣播NHK以及各大報紙均於當日進行了大幅報道。
閻焰指出，吉備真備在日本是神話一樣的人物，但日本本土並沒有其隻字片語的留存，朝臣備的筆跡應該是日本奈良時代的巔峰之作。這方墓誌的出土，使得之前僅僅停留在文字概念上的“日本”，第一次以日本人自己書寫的實物史料形式出現在今人眼前。
閻焰還強調，李訓墓誌的出土和考證也是中日書法史上空前的發現，原石35公分見方，共19行328個字，雖然文字數量不大，但他曾“無數次反覆撫摸過每一寸原石”，並將其置於50倍放大鏡之下去檢視，可以在區域性看到有硃砂殘留的痕跡。
“這塊墓誌是中日隋唐時代的政治及文化研究以及東亞交流史的珍貴史料。目前關於墓誌和原石的全部資訊都已登入入國家文物資料庫中，研究人員透過相應的手續，均可公開檢視，相信這一成果的公開，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成果問世。”
釋出會上，中日雙方的專家、學者們紛紛發言。文物出版社社長、黨委書記張自成表示，此次發現為目前中日兩國涉及遣唐使等級最高的實物資料，也是唯一存世的奈良時代遣唐使朝臣備本人所題的珍貴資料，“墓誌的發現填補了中日關係史、中日書法史、遣唐使、日本史的重要空白，為學習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新史料。”
本次活動的公益支援單位“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的康明理事長在發言中指出，本次新書釋出和學術成果公告會是出版界的一小步，但卻是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大步，尤其對於研究中日的文字史及文化交流史有著重要的意義。
北京大學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榮新江教授高度評價此次發現和學術研究的意義。他表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中日關係是重頭，也可以說是重中之重，但遺憾的是存世實物材料太少一直進展並不多，相信此次出土、發現的朝臣備手書李訓墓誌可為相關研究增添新的素材，促進中日文化學術的交流。”
榮新江還指出，“唐朝的外交官讓日本國的使者來寫墓誌，這在今天是讓人詫異的事，而在唐朝看來，並沒有那麼大的區分，這讓人們從中看到唐朝的國際性和開放的胸懷。都城長安是一座匯聚了亞洲各國精英的城市，不僅物質文化豐富，同時也是精神文化的彙集地。朝臣備的名字不僅是雕刻在35公分見方李訓墓誌上的文字，也將永遠鐫刻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豐碑上。”
來自日本的唐代史研究權威氣賀澤保規教授（東洋文庫研究員、明治大學東亞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長）和書法團體“瑞雲書道會”的理事長曾田成則也受邀出席了釋出會。
氣賀澤保規談及自己第一次見到李訓墓誌原石時的心境，用“激動得發抖”一詞來形容。
2018年11月，在深圳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氣賀澤保規到訪了藏有眾多精品石刻資料的深圳望野博物館，當館長閻焰拿出珍藏的李訓墓誌原石時，他驚喜地看到落款處“日本國朝臣備書”的字樣，“‘朝臣備’是哪一位？我按捺不住快要發抖的激動心情，向閻館長丟擲了這個問題，閻館長自信滿滿地答到：‘除了吉備真備，絕無他人’。”
聽完回答，氣賀澤保規的腦海裡走馬燈地自動檢索了開元22年（734年）的大事：這年秋天，第10批遣唐使團抵達中國，可就在同年1月，與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同船來到大唐留學的井真成在長安故去，6月李訓離世，吉備真備書寫了墓誌，同年10月，吉備真備離開生活了17年的長安，踏上了回國之路……
2005年，日本留學生井真成的墓誌出土轟動了整個日本，該墓誌後來曾多次回到日本參加交流展。井真成墓誌釋出時，氣賀澤保規就在釋出會現場，他說自己很高興能再次見證中日文化史的重大發現。
“閻館長對於‘日本國朝臣備書’中的‘朝臣備’為吉備真備的解釋，非但從時間上看沒有任何不吻合之處，還進而佐證了這一年的6月，吉備真備曾訪問過洛陽。”
氣賀澤保規對閻焰的考證結果表示認可，同時提出了應該予以考證的四個課題：
（1）吉備真備與李訓的關係。
（2）為何墓誌僅有35公分見方，小於唐代常見的尺寸？
（3）李訓死後5日就下葬，死亡日期與埋葬日為何如此之短？
（4）李訓卒於“河南聖壽寺之別院”，如何解讀其含義？
對於“日本國”三個字，氣賀澤保規也同樣表達了強烈的關注，他指出，這次發現是日本人所寫“日本國”國名中，歷史最為久遠的字跡。吉備真備回國後雖然位居朝廷高位，但因奈良時代過於久遠，日本國內並沒有保留下任何他的筆跡，此次發現無疑填補了多項空白。而此外，他最看重的，就是此次發現開拓了遣唐使研究的新邊界，那就是過去日本的遣唐使研究通常著眼於他們從中國帶回日本的書法、文物等物證的考證，今後對於遣唐使（留學生）的個人修養、書法成就等無形文化也可以展開深挖。
對於“朝臣備”的書法本身，氣賀澤保規認為，他的字型“深受初唐書法名家褚遂良（596-658）的影響，而褚遂良的字以不容易習得而著稱，可由此推想真備留學長安時的學習、生活狀況”。
但對於朝臣備字型的特點，閻焰認為，唐代是書法大家雲集的時代，尤其初唐，不能僅憑墓誌上現有的字跡就簡單斷定是受到某一特定流派或大家的影響。閻焰認為朝臣備的書體為典型唐楷，並有一定的魏碑趣味，由此可看出他融會貫通了多家楷體的特長，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的風格。由此志書寫可見朝臣備在開元時書法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對於這次的成果釋出，還有一個讓氣賀澤保規感到無比欣慰的原因，那就是吉備真備的老家——岡山縣真備町在2018年夏季的重大洪災中遭遇到毀滅性的破壞，正在災後重建中，“相信此次學術成果的公告能帶給當地民眾帶來莫大的鼓舞”。
與會學者合影
受邀出席釋出會的唐史、東亞史專家、陝西師範大學的拜根興教授在發言中做了比較詳盡的點評，也提出了今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首先，他對於“唐史學界盼望已久”的這方珍貴墓誌得以展現和釋出表達了由衷的喜悅，因為坊間早在2007年就傳聞有該墓誌的存在，甚至一度有拓本在網上流傳，但終因影象模糊，沒有更進一步的資訊。拜根興指出，此方墓誌的發現關連到中日關係史的重要人物吉備真備，可為這期間的若干事件提供佐證。而這次的考古發現也是繼1995年杜嗣先墓誌、2005年井真成墓誌、2012年禰軍墓誌，2013年吳懷實墓誌之後，中日關係史研究的最新實物資料。
拜根興認為，吉備真備是唐開元22年11月20日回到日本的，而他離開長安的時間約是9月末，李訓死亡是在6月20日，為李訓墓誌書丹（在石頭上進行書寫）可能是他離開長安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從中可以推想，兩者之間一定有著不一般的交情，從中可能可以窺探到他在唐朝17年的交友情況，正如阿倍仲麻呂離開長安時，前後有李白、王維等詩人贈詩道別那樣，吉備真備也應該有其“朋友圈”，而李訓應該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此外，從留下的筆跡可以看出，吉備真備的確得到了唐朝書法的真傳，筆法頗有功力，拜根興指出，古時只有書法得到認可的人才會為人書寫墓誌，可以用吉備真備的書法“竟然到了可以為人墓誌書丹的程度”來形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國子監的日日夜夜並沒有虛度年華，學到了當時令人欽佩的本領，得到了認可。
拜根興還結合2000年出土於陝西省眉縣的李訓夫人王氏墓誌上，記載著李訓夫人十多年一直跟隨新羅和尚禮佛的內容，進而指出唐人與在唐外國人之間交流通暢，外國人在唐生活暢通無阻，和唐人互通有無，而這可能正是唐朝興旺發達的原因之所在。
但他也提出了兩點有待進一步考證的疑點：其一，墓誌書丹人落款為“朝臣備”，這與日本史書中的“朝臣真備”（真備朝臣）的表述有出入，對此應該有合理的解釋；其二，李訓安葬在洛陽，而晚李訓16年之後故去的李訓夫人王氏卻埋在了陝西的眉縣，這在現已出土的唐人墓誌中很少見。是什麼原因使然？是否與夫人禮佛有關，對此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總而言之，從此番公佈的李訓墓誌和此前公開的李訓夫人墓誌可以看出，這些都是盛唐時代唐與東亞的新羅、日本的友好見證，這方墓誌的公佈彌補了唐代中日關係研究史料缺少的不足，為進一步研究開元年間中日間人員往來提供了依據，相信透過相關人士和學術界的進一步考證和研究，這塊墓誌的價值會越來越多地為學界認知和挖掘，促進古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更上一層樓。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