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那個時候是十七歲，給他看病的大夫是同濟很不錯的一個大夫。他就說看得很明顯，說我們手頭就是一點藥都沒有了，同濟剛搬到李莊，所以沒辦法。李濟在三年的時間裡失去兩個女兒，他保護著這個抗戰以來一直左右伴隨的國寶，卻沒能保護住兩個女兒。抗戰勝利的訊息傳到李莊的時候，李莊慶祝勝利的篝火燃燒了三天三夜，李濟長期患有高血壓和心臟病，卻破例和同事們開懷暢飲，他還獨自在長江邊上徘徊了很長時間。這是1937年冬天一箇中國家庭的合影，這一家七口祖孫三代人在1946年光復歸來的時候只有五個人了，當年可愛的一雙女兒如今在李濟和妻子的行囊裡，只是一堆白骨了。
不久後李濟擔任十四年之久的史語所籌備處主任的職務，他要集中精力整理殷墟發掘的科學報告，並且籌劃儘快出版。然而1948年底，突然一個命令，要把李濟從1937年開始就一直守護著的故宮和殷墟出土的國寶轉運到臺灣。一般人很難理解，一個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如果不能把自己工作的成果整理出來報告給世界。他的良心會受到怎樣的煎熬，同樣跟他隨時一起度過中國最艱難奮鬥年代的國寶要離開大陸，他心中又怎能放得下。
就這樣，李濟在1949年將要來臨的時候，告別心中的安陽，將殷墟和故宮珍寶運送到海峽的那一頭。李濟說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事實上李濟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不可能與這些國寶分開。新中國成立後，考古是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健康的成長，那是他的學生們延續到今天的事業。
然而一箇中國考古學巨人的身影卻從此在大陸消失了，1948年10月，中央研究院選出的第一屆院士，他們代表著那個時代中國最高的學術標準，考古學界有四人入選，李濟，梁思永，傅斯年和郭沫若。前三位都直接參與了歷時十年的殷墟考古，並且在抗戰期間伴隨殷墟文物，走過艱難卓絕的流。郭沫若不在此列。
郭沫若在那時遭遇國民政府通緝，逃到日本。他在日本做了甲骨文研究，李濟和董作賓同情他在流亡中還是利於學問的精神，於是把殷墟發展結果寄給了郭沫若。1949年郭沫若在南京見到了李濟，他看見的李濟穿一件已褪色的破舊汗衫。郭沫若看著他，不知怎麼的，我就好像遇到了親人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光榮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