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習 習
青年作家陳濤新著《在群山之間》和他的上一本紀實散文集《山中歲月》出版約一年之隔，作為2021年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作品，新著增添了不少新內容。離開掛職“第一書記”的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冶力關鎮池溝村，陳濤給他兩本書的命名，有了微妙變化，之前，他還沉陷在昔日的“山中歲月”裡，而“在群山之間”，他有了更為開闊的審視姿態。
“第一書記”留給這個時代的珍貴文字
2015年，蘭州市作協邀請陳濤參加甘南採風，這時他剛掛職池溝村“第一書記”，我們一同走了很多地方，寺院、草原、溼地、山區。他雖遠道而來，但很快和大家沒了陌生。大多時間他都安安靜靜。其實我應叫他老師，雖然我比他年長。他是我們魯院第十三屆高研班的班主任，可在甘南這樣一個地方，我怎麼能一直那樣畢恭畢敬地叫他老師、而我哪裡又有個學生的樣子呢？在魯院，同學們一開心就叫他濤哥。在甘南，我也叫他濤哥，他答應得很自然。在阿萬倉一望無際的溼地花海，我們興奮地囂叫，和他坐在花叢裡背靠背合影，相片裡五顏六色的花朵好生茁壯，一直長到了我們眉眼那裡。但那一路，我很少想到他與我們面臨的一點重要不同：採風結束後我們即刻便會迴歸日常，而他，在陌生異地的“第一書記”的工作和生活才要拉開序幕。
我們的行程一步步靠近臨潭縣，陳濤掛職的池溝村是我們採風的最後一站。在郎木寺鎮山坡上的賽赤寺門口，陳濤用手機和四歲的女兒影片，小仙女急切地喊著爸爸。之後，我看到收起手機的他強壓著眼裡的溼潤。我們一行到了池溝村，前呼後擁擠進辦公樓二樓左手打頭那間他的簡陋的辦公室兼宿舍，初秋季節，屋裡已然寒涼，窗外濃綠的核桃樹枝葉撓著玻璃窗，桌上攤開著好些書。核桃樹下，我們擺開陣仗拉起橫幅，把陳濤安排在最中間拍了一張合影，並特意露出了辦公樓前池溝村的牌匾。臨別時我再次看到他在賽赤寺門口的神情。
就這樣，陳濤在甘南州臨潭縣冶力關鎮池溝村一待就是兩年。
人的一生，兩年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長。但時間不是勻質的，人生的境遇給予時間於人精神上不同的速度和刻度。當別樣的時光衝擊到慣常，就如同水撞上了石頭。如果選擇了、用力抓住了、認真融入了，這樣的時光便是生命的饋贈。而陳濤又是個作家，他書寫，在文字裡看、分析、思索，各種感官在甦醒，這又是一次多麼難得的修行。我不知在扶貧攻堅現場，和陳濤一樣的“第一書記”中有多少位作家，但我能確定的是，作為文學博士的陳濤，他投身鄉村扶貧攻堅第一線時，已然肩負著書寫的使命。這本《在群山之間》就是一位“第一書記”留給這個時代的珍貴文字。《在群山之間》一書，生髮於生活現場和內心的文字，不誇張不修飾，樸質、真情、充滿力量，顯示出十分可貴的誠摯品質，這樣的品質當與作者的修養、文學理想和追求緊密相關。
任職池溝村“第一書記”後，我看到的是一個不一樣的濤哥。他熱心勃勃做著很多他該做和想做的事。西北農村的扶貧攻堅是一場艱苦的鏖戰，因為有過短期的駐村經驗，很多事有著我預料中的艱難。陳濤到池溝村不久，就向全國文藝界的朋友發出助力鄉村教育的倡議，很快就有了大面積的響應。他的熱情和努力有目共睹，儘管有很多困難和沮喪，但他跟著當地幹部走鄉串戶，走遍了池溝村。在這場扶貧攻堅戰中，和中國許許多多貧困鄉村的變化一樣，池溝村有路了、有路燈了，校園裡有圖書館了，村裡有農家書屋了……
每句都是由心而發，把自己融入壯美的森林草原
讀《在群山之間》，我有時會笑出聲來。陳濤寫當地人嘴上時常掛著的“就來了”和遲遲不來，讓我憶起一次藏區出遊。大約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郎木寺，遊走幾天後的一個正午，我和朋友在十字路口等回蘭州的長途車，太陽熱烈，我們無處躲身，只好跟著一塊廣告牌的陰影不停移動，始終望不到車的影子，倒是看到有兩個穿藏袍的男人走來，快到我們跟前時，突然躺倒在草坡上睡著了，我過去近看，其中一個小夥子還用海娜花染了紅指甲。直到太陽落山，我們終於沒等到回蘭州的車，又搭著一個藏人的三馬子回到了郎木寺。開車人說，司機可能睡著了。他們的生活裡，沒有鐘錶滴滴答答的催促，多麼悠閒隨性，就像那兩個想睡就倒地酣睡的人，就像陳濤筆下那些嘴邊掛著“就來了”而遲遲不來的老鄉。
陳濤經歷過長期的爭分奪秒的時間規訓，從北京到池溝村，他的時間也過慢了，他在書中多次表達這個意思，他因而有了更多發現和沉思的時間。他的文字也很慢很從容，但絕不是西北藍天上扯開的似有若無的雲彩。中國幾千年農耕文化的精神餘脈，在西北邊地的農村，儲存得依舊頑固。他寫著他細密的觀察和思考。
當我面對冶力關這個小鎮時，我體會到的是另一種困境，這種細思極恐的生活，我不敢用“無望”一詞描述，但又實在很難找到更合適的詞。我無法否定這份困境中蘊含的希望，正如我很少對這種希望抱有太多希冀。
（《困境的氣息》）
在落後貧困地區，我深深體會到善最大的敵人並不是惡，我們可以抵抗、拒絕甚至與惡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但若碰到愚昧則只會感受到那種鈍刀割肉般的疼痛。消解或者去除頭腦中固有的或者即將湧入的愚昧，才是助學活動所要達到的更深層次的目的。
（《大地上的孩子》）
這些表達或微妙或透徹，都是隻有拉開距離方能看清和探究到的，我讀出了文字裡的痛切。
閱讀時，有一次我吃了一驚。
接到尕泰電話的時候我正騎在摩托上一動不動地看雲。
“書記，做啥著呢？”尕泰的語氣匆促，明顯帶著一股情緒。
“沒啥事，你怎麼啦？感覺氣呼呼的。”
“哎呀書記，我現在遇到一個事，潑煩得很。我明天回鎮上取東西，你在辦公室吧？我來找你坐一下。”
（《芒拉鄉死亡事件》）
我吃驚的是，我發現我原來正在用西北方言默讀。一個祖籍山東，長期生活在北京的人，能用這樣地道的西北語言，著實讓我訝異。陳濤已完全融入那個場域，只有身心俱在，和那塊土地氣息吻合的言語才能自然湧出。在這本書裡，我看不到陳濤的居高臨下，看到的更多是他遊走於村民中的樣子，甚而有時顯出的小小驚慌：
《四十盞路燈》一文中，一個當地司機載著他在盤山路上風馳電掣，他越是驚慌，司機越是漫不經心地給他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又一件驚心動魄的交通事故。一個戴眼鏡說普通話斯斯文文的“第一書記”，遇上這樣一個“野人”，你越擔心他才越開心呢。
池溝村人捨不得陳濤離開是有道理的，他融入的那麼好，他樸素真心不說花裡胡哨的話，他不絮絮叨叨婆婆媽媽，他做事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村民喜歡這樣的幹部。
工作之餘，陳濤悉心體察當地的世風民俗，把自己融入壯美的森林草原，他把這些難得的內容也寫進這本書裡，讓這本書和那塊兒土地更是難分難捨。他和當地幹部去浪山，好不容易在河裡圍追堵截到一個巴掌大的魚，在他睡著的時候，他們把魚烤了，醒時他只看到白白的一條魚骨躺在草地上。看見魚骨時他啥也沒說啥也沒寫，我讀出了他節制的風趣。
記得有次去池溝村小學，上樓時見五六個小女孩蹲成一圈，用兩個圓圓的卡牌敲打玩樂。我在他們身後俯下身子問；“你們會踢毽子嗎？”她們很害羞，沒有迴應我。我又問了一次，才有一個小姑娘點點頭。我又問她們：“你們想踢毽子嗎？”她們再次害羞得不說話。我告訴他們說幾天後我會帶毽子來給她們玩，說完轉身上樓，身後傳來她們興奮的尖叫。
（《大地上的孩子》）
這樣溫情細膩的文字，在他的書裡，遍處皆是。在池溝村，他和人交往時依舊話語不多，但每句都是由心而發。
我能想到他的孤獨和脆弱。有一次，小心翼翼在微信裡和他觸碰到這個話題，他毫無保留地宣洩了他的傷感，他在那個被核桃樹葉擋住光線的屋子裡的寂寞和孤單。唯有深情的人才能如此，讀他的《可不可戀》一文時，我幾欲淚下。
他像一粒種子，完成了內在的成長
在一個之前從未想過也未去過的地方，做著從未想過也從未做過的事情，兩年的時光，足以帶給身心多維度的衝撞。作家寧肯對這本書有一段含義頗為豐富和深刻的評價：“從來沒有一本書在我腦子裡形成這麼多的點，書裡書外，不同的空間、時間，不同的點。它們慢慢地血肉相連，長在一起，如同田野調查，是主體，同時也是客體，包括了對作者自己的‘田野調查’以及自身的‘人類學’”。
彌足珍貴的是，一位“第一書記”帶著自己一言一行的踐行、努力和思考，用文學的方式記載了一箇中國曆史上甚而人類歷史上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在池溝村，陳濤像一粒落地的種子，在那塊厚重又貧瘠的土地上，完成了一種內在的成長。他被評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這是國家給他這段珍貴過往和辛勤付出的嘉獎。之外，這本《在群山之間》抑或可以再次佐證文學與生活的關係這個我們所熟悉的論題；也可以再次佐證文學的力量——讓我們看到經由文學審視的時光，是多麼的豐厚。
若干年後，當我們回顧這段輝煌的扶貧攻堅史，我想這本書，就不僅僅屬於陳濤個人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