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來泉州的阿拉伯人非常多。遷徙而來的阿拉伯蕃商，多居住在泉州城南及東南一帶，在此形成了阿拉伯人聚集區。伊本·白圖泰在遊歷泉州時就提到“刺桐地極扼要，城廣大無比……伊斯蘭教徒則另居住在城的一隅”。泉州民間也有半蒲街、回半城等說法。此種稱謂源於阿拉伯商人的名字多以abu開始，abu與“蒲”音近，故泉州阿拉伯人常被以蒲姓稱之。回半城則因元代多稱穆斯林為回回而得名。
這些泉州阿拉伯蕃商，積極參與到泉州海外貿易之中，有些甚至成為該地貿易的中堅力量，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泉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家族其先祖早年從阿拉伯遷徙至占城，因貿易致富，被稱“占城貴人”。北宋時，蒲氏舉家遷往廣州，因勵精圖治而富甲一方。南宋時，蒲氏家道中落，蒲開宗攜家帶眷遷至泉州，定居泉州後渚港法石鄉雲麓村。因宋廷重視招徠蕃商前來貿易，故對蒲氏家族舉家遷徙之舉頗為歡迎，對蒲開宗亦十分照顧。定居泉州之後，蒲開宗重操香料貿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蒲開宗又任安溪縣主簿；後因貿易有功，被授予承節郎官銜。除專注家族貿易之外，蒲開宗對泉州當地事務亦十分熱衷。南宋紹定六年（1233），他出資重建泉州太守倪思祠堂；淳祐三年（1241）、淳祐六年（1244），又相繼在泉州修建龍津橋、長溪橋，很快聲名鵲起。蒲開宗勤勉經營，勵精圖治，為蒲氏家族在泉州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蒲開宗育有兩子，長子蒲壽晟，次子蒲壽庚。蒲壽晟雖生在商賈之家，卻毫無經商之念，厭煩銅臭之味，尤喜弄詩作賦，年輕之時曾投軍從戎，後入仕從政，晚年隱居法石一帶，終日以詩書為伴。次子蒲壽庚，又作蒲受耕，性格與蒲壽晟截然不同。時人稱蒲壽庚少時豪俠無賴，多俠義之氣，性格頑強，好似天生就具有海商那股乘風破浪、披荊斬棘的精神。
蒲開宗去世之後，蒲壽庚繼承父業，操持家族的海外貿易。蒲壽庚經營海外貿易，佔據天時地利與人和：宋元時期印度洋貿易之勃興，可謂天時；蒲壽庚以泉州港為貿易據點，可謂地利；蒲氏家族世代經營香料貿易，又是阿拉伯裔，為與阿拉伯商人貿易提供了諸多便利，可謂人和。蒲壽庚掌握家族貿易之後，精心操持，不敢怠慢，很快就取得了不俗成績，以至“致產鉅萬、家僮數千”。為了發展海外貿易，蒲壽庚在法石港建立海雲樓，並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建造了大量貿易海舶。南宋末年，宋廷將領張世傑一次就掠走蒲壽庚海舶400餘艘。
南宋鹹淳末年，泉州遭遇海盜侵擾之苦，朝廷官兵對此束手無策。蒲壽庚為了保護自己家族貿易利益，自發組織海上力量，平蕩海盜，泉州得以恢復安寧，蒲壽庚因此被授予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一職，負責掌管福建沿海的軍事與民政事務。蒲壽庚在泉州影響力與日俱增。宋元鼎革之際，為利用蒲壽庚強大的海上實力維持岌岌可危的局面，宋廷授予其福建廣東招撫使職併兼任市舶。至此，蒲壽庚集福廣兩地軍事、民政、市舶諸多大權於一身，成為泉州首屈一指的人物。蒲壽庚亦官亦商，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嫻熟地經營著自己的海上王國，幾乎操控了泉州港貿易，可謂權傾一時。
南宋頃滅之際，宋端宗為求自保，更是傾心依靠蒲壽庚。此時，進入福建的元兵亦因軍事、政治之需，極力爭取蒲壽庚歸降元朝。蒲壽庚成為雙方竭力爭取的關鍵人物，甚至某種程度上成為決定當時雙方實力格局的重要因素。南宋景炎元年（1276），元兵進發福建，張世傑等護送宋端宗到達泉州後渚港，等待蒲壽庚迎駕，但蒲壽庚閉城不納，並派親信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軍。張世傑見狀不妙，遂掠奪蒲壽庚海舶四百餘艘及大量資財，投奔廣州。蒲壽庚大怒，遂殺寄居於泉州的南宋宗室3000餘人，後正式降元。景炎二年（1277），張世傑攜部從廣州襲殺至泉州，欲重新奪回泉州港，但在元兵幫助下，蒲壽庚固守泉州，張世傑敗退而去。蒲壽庚後又配合元兵主力進攻廣東，最終消滅了南宋殘餘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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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泉州雖受戰亂影響，但蒲壽庚力保泉州，並未使其淪為宋元雙方的戰場，泉州貿易亦未受太多影響。元初，元世祖下令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泉州成為招徠蕃商、組織海外貿易的主要港口。至元十五年（1278），元世祖詔唆都、蒲壽庚等在泉州招徠蕃舶，組織貿易，並先後遣使到占城、印度馬八兒等地撫慰海外諸國，印度洋各地商舶紛紛踏至泉州貿易。蒲壽庚因助元滅宋，贏得了元廷的信任與重用，被任命為昭勇大將軍、閩廣都督兵馬招討使兼都提舉福建廣東市舶。至元十四年（1277），蒲壽庚出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出任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中書左丞；至元二十一年（1284），出任江淮等處行省中書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有元一代，蒲壽庚隨著政治地位的提高，對泉州的影響更是與日俱增，蒲氏家族的聲勢在泉州到達了炙手可熱的地步，時人亦稱之“一時子孫貴顯冠天下，泉人被其薰炎者九十年”。
從蒲開宗到蒲壽庚，蒲氏家族在泉州顯赫130餘年，不僅是泉州貿易的見證與親歷者，更對其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泉州歷史亦深深烙下了他們的印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