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和戰敗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開了會，簽了凡爾賽和約，所以一戰後的國際秩序，又被稱作凡爾賽體系。
但這個體系維繫了不到二十年，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用幾百萬人的性命換來的和約為什麼會成為一張廢紙，為什麼凡爾賽體系如此脆弱不堪呢？
凡爾賽體系在政治上的組織就是國際聯盟，按說這個國際聯盟應該是國際秩序的正當性所在。
但是，國際聯盟卻有著一系列的先天不足。
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國際聯盟這個倡議，別的國家都加入了，但是威爾遜卻沒法說服美國國會讓美國加入。
因為在國會看來，國際聯盟會讓美國被迫捲入歐洲那些老大帝國的陰謀詭計當中去，還不如繼續保持孤立主義，於是美國就沒加入國際聯盟。
而傳統的歐陸大國蘇聯，由於意識形態與西方世界尖銳對立，所以一直被排斥在國際聯盟外面，直到1934年才加入，1939年又被開除了。
這樣兩個大國不在國際聯盟裡，就讓國際聯盟的代表性很成問題。
美國蘇聯都不在聯盟裡，國際聯盟就被英法兩個大國所主導，但是，這兩個國家對於凡爾賽體系的正當性也都不太認可。
因為它們也覺得凡爾賽和約對德國有些欺人太甚，覺得自己在這件事情上比較理虧。
正是因為這樣，後來希特勒統治德國之後，不斷挑戰凡爾賽體系，英法兩國卻始終沒有足夠的底氣去反對。
比如，萊茵河流經德國境內注入北海，但凡爾賽和約規定了德國在萊茵河西側的國土上不得駐軍，這樣就不會威脅到法國。
但是，希特勒上臺後不久便把軍隊派到萊茵河西岸，直抵法德邊境，這就是在挑戰凡爾賽體系。
其實當時希特勒自己也很緊張，叮囑帶隊的軍官說，只要法國人開一槍，馬上就撤回來，因為當時德國還完全沒有能力對抗法國。
但是法國人幾乎是眼睜睜看著德國軍隊開到邊境，沒做什麼反應，這裡面很大成分是因為法國人自己覺得理虧。
而希特勒這個冒險一成功，讓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威望急速攀升，為他後來一步步地攫取更多權力提供了基礎。
你看哈，凡爾賽體系，各國都不太認可，就不能指望它有多穩定。
因為沒有多少人會真心實意地去維護它，哪怕是既得利益者也對它三心二意。
它之所以還暫時能夠存在，只是因為反對者還沒有聚集起足夠的力量。
而當反對者德國又重新崛起後，第二世界大戰也就在所難免了。
實際上，德國軍隊在一戰結束之際放下武器，並不是被打敗了。
而是覺得繼續熬下去沒有意義了，剛好威爾遜又提出一種看上去頗為追求公道正義的國際秩序觀，德國覺得自己能夠獲得一種體面的和平，就同意投降了。
什麼叫體面的和平呢？
就是德國可以承擔割地賠款的懲罰，但是不能超過必要的限度，也不能因此就把德國給定義成是發動戰爭的罪人。
因為戰爭是一種常見的國際政治現象，在一戰之前，人們長期都是把戰爭當作一種調整國際力量均衡的手段，沒有誰認為戰爭本身可以被定罪。
然而德國的期待落空了，落空的原因恰恰就在威爾遜主義上。
威爾遜主義要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須設定過去的國際秩序觀是邪惡的。
而英法要讓自己成為新秩序當中正義的一方，就必須把邪惡這個名頭安在德國身上，反正你也戰敗了，你要不承擔這種罪責，我們自己這邊的事情就說不圓了，至於你那邊對內該怎麼交代，我就不管了。
戰勝國這種自私的選擇帶來極為惡劣的後果，那就是德國民間很多人都認為德國受到了欺騙。
於是，與戰勝國談判並接受了凡爾賽和約的德國新政府，就被認為是在背叛德國。
德國的軍隊更是這麼看問題。
因為這個新政府所依賴的憲法是在德國文化名城魏瑪制定的，所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經常又被人們稱作魏瑪德國。
魏瑪德國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和約，想要忍辱負重，帶領德國人民走出困境。
越是這種時候，這個政權越需要人們對其正當性的認可，但是屈辱的現實卻讓很多德國人拒絕認可這個政權，它的正當性天然就不足。
僅僅從憲法的角度來說，魏瑪憲法極為自由民主，差不多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符合現代文明標準的憲法了，但是政權的正當性並不僅僅來自於憲法，還來自於人們對於現實處境的感受。
魏瑪德國極力想要融入新的國際秩序，可有幾個戰勝國在戰後還是多次地用各種自私的舉動羞辱、壓榨著德國。
這些都讓德國內部追求普世主義的力量逐漸失去政治影響力，而追求民族復仇的力量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戰勝國這種自私的做法，本身就導致德國的局勢很危險了，而真正讓德國的民族主義轉向變得難以遏制的，是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
這場危機讓全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37%，德國在危機中遭受衝擊尤其猛烈，失業率達到44%，也就是說接近一半的人失業。
魏瑪德國的政策制定要透過複雜的民主程式，在平常狀態下，民主程式非常有助於抑制住各種暴政的風險。
但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民主程式決策的緩慢，就讓它面對嚴重的危機束手無策，於是給了希特勒這種人以機會。
希特勒以極有蠱惑力的民族主義理念來動員，走上了德國最高權力寶座。
德國之所以在經濟大危機裡會遭遇如此嚴重的衝擊，還與當時的國際經濟秩序相關。
魏瑪德國知道自己的正當性被國民所質疑，所以從1920年代起就從國外大量借債，以便保持國內的經濟活力，緩解潛在的社會矛盾。
當時的西方世界已經以德國為中心形成一個龐大的跨國經濟網路，一旦德國的社會和政治出現動盪，就有可能威脅整個西方世界。
德國這大筆的借債主要來自美國，但當時的美國正採取一種孤立主義的政策，只願意與歐洲國家發生經濟聯絡，不願發生太多政治聯絡。
但實際上，美國經濟政策的變動，在德國、進而在西方世界可能會引起重大的連鎖政治反應，可是當時幾乎沒人關注這個問題，都把經濟問題僅僅當作經濟問題來處理。
所以，美國的經濟危機一來，德國很快就遭遇到更加慘烈的經濟重創，最終因為經濟危機引發劇烈的政治變動，為二戰埋下了伏筆。
雖然魏瑪德國面臨各種不利的內外困境，但如果它的內政層面存在有效的應對機制，並不是一定會走上納粹化的道路。
這樣一種機制在魏瑪憲法當中本來也是有的，德國有一位偉大的法學家卡爾·施密特就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施密特這個人很有意思，他在納粹德國前期曾經是納粹的高階法律顧問，二戰後雖然被判無罪，但被剝奪了公職。
然而在納粹上臺之前，施密特曾經寫過一系列極為深刻的公法學著作，討論過如何保衛魏瑪憲法免遭納粹黨的破壞。
施密特看到納粹黨的各種蠱惑性的宣傳，意識到納粹黨的目標最終是要徹底顛覆掉魏瑪憲法，於是他提出應該啟動魏瑪憲法當中的第四十八條。
這條的內容是說，聯邦總統如果認為國家的公共秩序受到嚴重威脅時，可以臨時終止對諸如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的保障，可以臨時徵用人們的私有財產等等，有必要的話甚至可以動用兵力來達到目的。
當時有人批評這個條款，認為這是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侵犯與威脅。
但施密特提出，憲法是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如果固執地堅持憲法中一些條款對於具體權利的保障，卻會危及到作為整體的憲法的話，那一定是對於憲法的錯誤理解。
既然納粹黨的各種行徑都是以顛覆魏瑪憲法為目的，那麼總統就應該啟動第四十八條，限制納粹黨的行動。
這裡施密特所討論的，是政治當中的緊急狀態和日常狀態進行區分的問題。
日常狀態都是由法律所規範的，但是緊急狀態是遊離於常態之外的，用日常的法律不足以應對，必須用超越於法律的政治手段來應對。
然而緊急狀態有著巨大的風險，因為進入緊急狀態之後，掌權者就暫時不受法律約束了，如何防止掌權者用緊急狀態的名義把法律徹底變成廢紙呢？
當時，施密特的反對者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而施密特的反駁是，如果你堅持法律的絕對至上，不肯宣佈緊急狀態，最終你所鍾愛的法律也將為此陪葬。
現在西方國家的憲法裡也保留有類似的緊急狀態法，一旦啟用，國家最高領導人將擁有國王般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
不過，當時的德國總統興登堡堅決不肯動用第四十八條，這並不是因為他多麼熱愛憲法所保障的個人權利，而是因為他是一戰時的德軍總參謀長，一直認為德國戰敗是被內外各種力量出賣，在背後捅了一刀的結果。
他本人對於魏瑪德國的正當性一直就不認同，所以他寧願看著納粹黨崛起。
結果，就真的帶來了納粹的崛起。
凡爾賽和約，給德國帶去了屈辱，又適逢經濟大蕭條，民眾不滿情緒更加激烈，掌權德國的魏瑪政府又軟弱無能，最終被崛起的納粹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