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政權建立之初，國家財政收入大部分來源於掠奪經濟，具有明顯的原始性和野蠻性。為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北魏前期的君主借鑑並吸收了中原地區原有的租調製度，對其賦稅制度進行了初步整頓。大體說來，孝文帝改制前的賦稅制度基本上沿襲了西晉“九品混通”的辦法，即以戶為徵收單位，依據資財多寡劃為九等，根據各戶品級分攤不同數額的租調。
具體徵收數額為：“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由於九品的評定權掌握在當地豪強大姓手中，他們“縱富督貧”、“避強侵弱”，把負擔轉嫁於農民，還大量隱匿戶口，嚴重影響了北魏政府的財政收入。
北魏前期，國家賦役按需徵收，有很大的隨意性，各種臨時徵調十分頻繁，賦稅制度極為混亂。如永興五年（413）正月，“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泰常三年（418）九月，“詔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泰常六年（421）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
始光二年（425）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興安二年（453）正月，“詔與民雜調十五”；延興三年（473）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同年十月，拓跋弘親將南討，“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
此外，各級官吏任意徵發，尤其是孝文帝頒行俸祿制度之前，官吏往往乘機搜刮百姓，採取各種手段加重租調的徵收。太和八年（484）實行班祿制後，租調徵收有所調整：“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鬥，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各種雜調和臨時性徵發，使人民負擔較為繁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孝文帝即位之初，就指出了當時賦稅制度的種種弊端：“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眾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當此之時，均田令的頒佈對農民佔有的土地數額重新進行了規定，因此，賦稅制度的變革也就成了北魏政府面臨的新問題。
針對當時的情況，孝文帝採納了給事中李衝提出的租調改革方案：“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
新的租調製改變了過去以戶為單位的賦稅徵收辦法，而改以一夫一婦為單位。它規定奴婢和耕牛也有繳納租調的義務，受桑田者納帛而受麻田者納布，這都是與均田令的規定相配套的。在此之前，除租調正稅以外，還要徵收調外的運輸費和官吏的俸祿，而新租調製規定“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把運輸費和俸祿開支都包括在正稅之內，不再另立名目，從而使租調製度大大簡化。
在新的租調製下，一夫一婦只納帛一匹、粟二石，相比北魏前期“九品混通”下的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以及豪強地主的征斂，農民的負擔大為減輕，改變了過去貧富懸殊卻承擔相同的賦役和賦稅的狀況，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此外，租調數額的減少，使農民自願脫離豪強大族的蔭庇而成為政府管理下的編戶齊民，從而增加了政府的賦稅收入。
在孝文帝的經濟改革思想中無不顯示出儒家重農民本思想的影響。重農民本是中原漢族王朝治國安邦的重要思想內容，北魏政府在頒行均田制以外，還多次下詔要求地方官吏督課農桑。如延興三年（473）二月，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太和二十年（496）五月，詔“令畿內嚴加課督，惰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
孝文帝還比較重視興修水利，如太和十二年（488）五月，“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次年八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不但要求各地興修農田水利，還派專門人員監督指導。為了表示重農，他還採納了漢族帝王的禮制，實施籍田禮，如太和十七年（493）二月，“車駕始籍田于都南”。
輕徭薄賦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內容，孝文帝對此有深刻的體認，曾在太和二十年（496）七月丁亥的“罪己詔”中言“輕徭薄賦，君人常理”，並在其統治政策中貫穿始終。如太和六年（482）詔曰：“七州之民既有徵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
太和十一年（487）十一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孝文帝生活儉樸，愛惜民力，“常服浣濯之衣”，所騎之馬“鞍勒鐵木而已”，凡有工程興造，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損民力也”。其南伐遷洛時，“詔以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谷五斛”，“巡行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值），民稻粟無所傷踐”。
此外，孝文帝還多次頒發賑饑救災、開倉賑恤的詔令：太和元年（477），“雲中飢，開倉賑恤”；同年四月，“賜畿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八月，“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民租賦，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
太和七年（483）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飢，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太和八年（484）十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飢，遣使者循行，問所疾苦，開倉賑恤”。這一系列詔令和措施，都是儒家重農民本思想的體現，由此可見孝文帝受中原文化影響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