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四部曲自面世以來，從來沒有像第四部《大秦賦》這般「批評如潮」。
不用驚訝。
人們對《大秦賦》的批評，要害不在於演員不夠好，也不在於劇情設計有多荒唐。
而是在於這部歷史劇所傳達的歷史觀念。
看過這系列劇的人都知道，它的主調是在讚頌秦國及秦朝。尤其最近這部《大秦賦》，對秦始皇的美化更是露骨。
這種歷史翻案，與秦始皇暴君形象相背，過於違逆傳統認知。
在理解秦國自西方崛起、直至秦朝武力統一上，傳統歷史認知一直很穩定。
所以，與其說批評者在批評《大秦賦》，不如說就是在批評大秦。
影視劇雖然可以戲說，但美化「暴秦」與「暴政」，也觸達到人們內心深處最根本的一根弦。
遭致反彈，理所當然。
對於中國各個歷史朝代，我們大都會有一個總體印象，並會找到一個與之相對的凝練詞彙，比如「雄漢」「盛唐」。
但對於秦，我們常會聽到兩個詞彙，一個是「強秦」，一個是「暴秦」。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
很顯然，《大秦帝國》展現的是「強秦」。
可是，對於大秦的認識，歷代都有共識，主流就是「暴秦」。
人們對「暴秦」的批評，最直接的就是「徭役繁重」。
「強秦」強調的是秦國國家力量強大的一面。它可以東掃六國，北擊匈奴，南向面海，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奠定中國基本版圖。
從表面事實來看，國家的「強」肯定優於「弱」，但「強」的表面事實下，往往隱藏著更多的其他事實。
據歷史學家朱紹侯編著的《中國古代史》所述，秦朝人口約有2000萬，全國軍隊數目約在100萬以上，修建秦始皇陵約70萬人，再加之修建長城、馳道，服役人口至少在200萬以上。
如果一個社會每10人就有一人從事國家役力，這種社會狀態可想而知。
這種役使人口的方式，是秦國走向「富國強兵」道路的基礎。
這一方式也可以囊括在「耕戰主義」的旗號下。
「耕戰」一詞出自商鞅及其後學匯著而成的《商君書》，《商君書·慎法》中便有這樣一句：
「耕戰」是秦國人的首要任務。「耕」以保證基本溫飽，「戰」以維持國家力量，在「耕戰」之後，人民方可「得其所樂」。
但在生產力低下、戰事不絕的先秦時期，如何做到「而後得其所樂」？
不過幻想罷了。
因此在一些更為激烈的批評者看來，秦國所奉行的「耕戰主義」，多多少少有些近代「軍國主義」的味道。
這就涉及到對「暴秦」的第二個批評：「軍事至上」。
對於秦人「好戰」的批評，人們常常關注到的還有「軍功授爵制」，即普通人可以透過軍功獲得一定的爵位。
軍功爵制在春秋時期出現，戰國各國都有存在，但秦國表現最甚。
據朱紹侯論著《軍功爵制研究》統計，自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即商鞅變法時期），到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即秦滅周之年），在軍功的激勵下，秦國在99年間有記錄的殺人數目就達到了1617000人。
也就是，平均每年要殺掉他國軍民16000餘人。
多麼觸目驚心的數字。
這正是秦國強大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秦國之所以為「暴秦」的原因之一。
「強秦」與「暴秦」，本就是同一件事物的兩個面向。
這種屠殺式的攻伐，最後連秦國人自己都不願接受。
據《呂氏春秋》載，呂不韋當政時期，曾提出「克其國，不及其民」的「義兵」主張（《呂氏春秋·懷憲》）。故《大秦賦》中所演繹的「呂不韋召令勿殺俘虜、平民」，雖言過其實，但確有其源。
同樣，對於劇中嬴政「解天下庶民於倒懸」（典出《孟子·公孫丑上》）的正義式宣言，《呂氏春秋》亦有同類說辭——儘管很可能是虛言。《大秦賦》挖掘出了這些細節，倒也能看到他們的用心。
所以，批評者不必對這些歷史細節苛責與否定，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影視劇歷史表達背後想要傳達的對「秦國模式」的讚美之情。
秦國正是依靠上述這種強大的軍事擴張而崛起，從而尋找到一種促使國家崛起的「秦國模式」。
這種模式下，國家崛起速度之快、國家力量之龐大，在農業社會的確可以造就奇蹟。
集中力量能辦大事，表徵之一就是浩大的國家工程。
如今被人們視為奇蹟的秦始皇陵與秦長城，當然是人類文明不可磨滅的遺產，但對於2200年前的秦朝勞力來說，可能並非如此。
除了「徭役繁重」和「軍事至上」，談秦國模式，還應該談到「思想控制」與「秦律嚴苛」。
思想控制方面，最常談的是焚書坑儒，這裡不再多說。按照現代話語來說，就是打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
秦律嚴苛方面，歷代論述也有很多。一般認為，秦國嚴密法令的建構始自商鞅。
歷史上不乏對商鞅、對秦法嚴厲批評之人，如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評價說：
杜甫在《述古三首》中也說：
要論最嚴厲的批評，還屬宋代的蘇東坡。
司馬遷雖對商鞅所實施的法令很不滿意，但也承認商鞅之法確使秦國富強——不管他使用了何種手段。
而蘇軾直接否定了秦國崛起是商鞅之功的觀點：
當然，蘇軾之所以這樣否定商鞅，是因為有「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背景存在。但不管從哪個角度說，「秦律嚴苛」已成一個不爭的事實，批評秦之暴政，也是歷代學者的一個共識。
尤其商鞅，作繭自縛，最終也死在自己定的法令上。
但是，《大秦帝國》原著作者，孫皓暉，卻對法家、對商鞅極為推崇。
孫皓暉對法家的推崇，貌似還不僅僅來自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熱情。
他曾任西北政法大學、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因此另有一層「學術」角度。他從法律制度的角度來回望商鞅，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所以，在他的觀念裡，重新演說歷史，還帶著這樣的遺憾：戰時「為天征伐」的革命力量，沒能及時轉化為執政的根基。
聽著是不是很耳熟？
似乎是陸賈對劉邦所言「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的翻版。
然而，把商鞅的法家只視為「馬上得天下」的手段，視為「戰時法令」，包括商鞅在內的歷代法家，都會不服氣。
另一方面，把法家視為可以轉型為和平時期的法律制度，似乎法家還能變成今人眼裡的「法治」。
那又成笑話了。
民國曆史學家張蔭麟在其著作《中國史綱》中對法家有過這樣一段評述：
張蔭麟的這段話，直白扼要地擊中了秦國所依賴的崛起模式：「越快實現越好」是崛起的速度，「提高威權和富強本國」是崛起後呈現的龐大國家力量。
這種模式，正是《大秦帝國》想要傳遞出的歷史訊號，也是它所秉持的歷史觀。
但這種模式全與「法治精神」無關。
針對《大秦帝國》與孫皓暉極力想要傳達的歷史訊號，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劉復生教授評論的頗為精到。
他曾在一篇針對原著的文學批評（《一個國家的誕生——<大秦帝國>到底要講什麼？》）中講到，《大秦帝國》並非一部小說，也非一部史學著作，作者只是以小說為形式、以大秦歷史為線索，意圖表達自己的歷史觀點和政治哲學見解。
故而劉復生教授在文中寫道：
「對於《大秦帝國》，我們糾纏於文學性或歷史的細節又有什麼意義呢？探究它真實的意圖才更為重要。」
這種真實意圖，有著強烈的現實依照。它不僅關於秦國崛起的模式，秦統一後的大一統觀念、封建與郡縣、中央與地方、儒家與法家，等等這些議題，都屬於這個範疇。
對這套極度推崇「秦國模式」的歷史觀，孫皓暉相當自信。連帶著，對司馬遷也不以為然。在一次《新京報》的採訪中，他直言不諱地說：
不認同司馬遷的歷史觀，也就是不認同自古以來的「暴秦」評價。
這種與傳統乃至現代歷史觀念相悖、過度讚頌「強秦」的價值表達，終於使《大秦帝國》從小範圍的學術批評，走向今日的泛網路批評。
也正因如此，《大秦賦》中那些「我不要當楚民，願成秦人」「解天下庶民於倒懸」的臺詞才顯得格外突兀。
掩蓋「暴秦」，粉飾「強秦」，成了人們批評《大秦帝國》為秦朝「洗白」的罪證；作品試圖表達的歷史邏輯與政治觀念，也並未獲得大眾的全部認可。
《大秦帝國》的風靡，當然有其現實依照。也正因其有強烈的現實依照，才落得昨日聲名大噪、今日批評如潮的局面。
「暴秦」與「強秦」之間本就有一種巧妙的張力存在，二者本就是「一體兩面」。以歷史眼光看，「暴秦」支撐起來的「強秦」，打敗六國，一統天下，可謂威風凜凜。
然而，賈誼在《過秦論》裡卻笑話「強秦」：
這麼大個強國，最後出來一個陳涉，出來一群「謫戍之眾」，拿著「鋤耰棘矜」造反，居然就灰飛煙滅了。
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以此觀之，忙著「頌秦」的，多半啊，還是歷史眼光看得不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