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議之爭”說到底就是宋英宗趙曙到底該如何稱呼自己生父的爭論，雖然看似可笑，但我們不應該從表面去看這個問題，這應該是關於“孝”和“禮”的爭論。
由於宋仁宗趙禎的三個兒子先後夭折，膝下無子，於是濮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曙（原名趙宗實）被仁宗收為養子，後被立為太子。
1063年，宋仁宗趙禎駕崩，趙曙繼位為帝，是為宋英宗。
即位之初，由於英宗生病，便由曹太后垂簾聽政，代為處理國事。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趙曙病體恢復，曹太后撤簾還政。
宋英宗親政僅僅半月，宰相韓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議對英宗生父
濮王趙允讓的名分進行討論。英宗批示，等過了仁宗大祥再議，也就是待到滿24個月再說。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韓琦等人再次提出此時，於是英宗下詔將議案送至太常禮院，交兩制以上官員討論（唐、宋翰林學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詔令，稱為內製；中書舍人與他官加知制誥銜者為中書門下撰擬詔令，稱為外製；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合稱兩制）。
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18個月的論戰，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議”。
爭論的焦點在於英宗到底是該將濮王趙允讓稱為皇考（已故的父親），還是該稱為皇伯考（已故的伯父）
觀點一，稱為皇考：
持此觀點的官員認為趙允讓是英宗的父親，英宗理應稱其為皇考。
持此觀點的官員主要是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們。
觀點二，稱為皇伯考
：持此觀點的官員認為依照儒家的宗法觀念，英宗是以“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於大宗“法定父親”（趙禎）的堂兄（趙允讓），當然要稱為伯父。
持此觀點的官員主要是以司馬光、王珪為首的兩制官員，
以及
侍御史呂誨、範純仁、呂大防等人
。
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不下，英宗傾向於稱濮王為皇考，但又苦於無法明言，只得由著大臣們去爭。
英宗和宰執們原以為，大臣中的大多數會迎合他們的意頭。誰知情況出乎意料，贊同兩制官員方案的竟然佔多數，而支援他們方案的只是少數。很長一段時間，圍繞已故濮王的名分議論紛紛，雙方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充滿火藥味。同知諫院蔡伉覲見英宗時，跪下來痛哭流涕，說如何稱呼濮王，關係到國家興亡。御史中丞賈黯臨死前特地留下遺書，請英宗一定要稱其生父為伯父。
爭論持續了長達18個月的時間，最終以曹太后下詔同意將趙允讓稱為“皇考”告終。
濮王的名分雖然塵埃落定，但是爭論並沒有平息。呂誨等人不甘失敗，以辭職要挾，一邊“居家待罪”，一邊聯名上奏，再次攻擊韓琦、歐陽修，說他們“詿誤聖心”、“欺君負國”，應該誅之以謝天下。英宗想息事寧人，召集宰執商議對策。韓琦只對英宗說一句話：“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歐陽修則表示，既然御史認為他們與臣等難以並立，若陛下認為臣等有罪，即當留御史；若陛下認為臣等無罪，聽候陛下取捨。
後英宗因立濮王園陵，貶呂誨、呂大防、範純仁三人出京為官。
然而英宗在位僅四年就駕崩，未及給父母上諡號，此事也不了了之，趙允讓的諡號仍為“王”，三位妻妾則並稱“王夫人”。
該如何看待此事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此事似乎極為荒唐，皇帝給生父定什麼名分，真的會關係到國家命運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可是以當時的眼光看，此事卻是必須“上綱上線”的。
一方面古代以儒家治國，“孝”的觀念極為重要
，更何況皇帝的一言一行關乎天下，皇帝如果都不遵守“孝道”，如何讓天下臣民遵守。出於“孝”，英宗自然應該將濮王稱為皇考，畢竟那是生父。
另一方面，這又關乎到皇位繼承權的問題，
一個不慎就有可能導致之後在皇位繼承方面產生隱患，出於繼承權，英宗自然應該將養父仁宗稱為“皇考”，而將生父濮王稱為“皇伯考”，正如“立嫡立長”的原則一樣。
所以，如果設身處地地想想，
大臣們能夠針對此事據“禮”力爭再正常不過，畢竟這的確關乎到宗族禮法。
其實，“濮議”並非單純的禮法之爭。司馬光等臣僚堅持濮王只能稱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維護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而韓琦、歐陽修等掌握實權的宰執們考慮的問題則更現實，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無能為力，他們要一心一意地擁戴英宗，因為畢竟英宗是皇權的現實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