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平公一天射鵪鶉不中，急忙派身邊一位叫襄的小臣去抓。可人家好歹是一隻鳥，襄眼睜睜看著它飛走，空著手回來報告，平公很生氣，下令處死襄。
羊舌肸（叔向）聽說後就對平公說：“很久以前，晉國先君在杜林一箭射死一隻犀牛，用犀牛皮作了一套鎧甲，現在您繼承了唐叔的位置，卻沒有繼承他的勇武，連只鳥也射不中，身邊的小臣也是個笨蛋，這是何等恥辱，一定要在事情張揚前殺人滅口，所以襄殺得好。”
平公羞愧，於是赦免了襄。
原文：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
從天命唐叔到皇祖唐公
姬虞（唐叔虞）在唐的時間是短暫的。我們知道他的時期太少，不知道他的時期太多。他在山西沒有留下多少痕跡，卻有許多遺蹟冠以他的名稱。
在曲沃代翼之後，後晉國時代的歷代國君有意無意地遺忘前晉國的歷史，卻獨獨愍懷唐叔虞，在《左傳》的記載中，周天子和各諸侯國和晉國打交道的時候，也有意無意不提及前晉國的歷代國君，除了唐叔虞。
在後世的記憶中，他的形象變得越來越高大。
在晉公和晉公盤中，在後晉國的晉侯眼中：“皇祖唐公，接受天命，輔佐武王，讓百蠻敬畏，管理著周圍的方國。在遠到大廷的土地上，莫不遵從他的號令。成王讓他歸葬於京師，讓他的神明護佑著晉邦。”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殽威百蠻，廣闢四方，至於不廷，莫不，（王）命唐公，建宅京師，晉邦……”
3000年前的某一天，姬虞穿著闕鞏的盔甲，乘坐著文王閱兵時的大路車，軍隊敲著密須的戰鼓，帶著工匠、樂師、祝、卜、典策、彝器、樂器、武王、成王所賞賜的財物，以及王室給他配備的“職官五正”來到山西。
他將奉行《唐誥》，這是成王抑或是周公對他的告誡，晉國法律的源頭所在。
他也將敲響“沽洗”的編鐘，在這片土地上建立周的禮樂。
《左傳》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然而，晉國的事業更多是由他的兒子姬燮父來完成的。
姬虞有兩個兒子，姬燮父繼承了唐侯的封國，在周成王或者周康王時，改封為晉。另一個兒子姬明康，康王把他分封在賈地，後來也被晉國所滅。
姬燮父的史料更加缺乏，除了楚靈王提及他曾經輔佐周康王外，《左傳》《國語》中基本沒有提及這位實際上晉國的開國之君。只有《竹書紀年》上提到：唐遷於晉的時候，建造了一座華麗的宮殿，周康王派人來責備晉侯。（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可以確定的是：姬燮父完成了唐到晉的搬遷工作，將晉的範圍界定在霍山以南、絳山以北、汾水以東、澮水以西的方圓百里內，並在今天馬——曲村遺址一帶建立統治中心。
晉國宗廟的皇祖是誰
姬燮父在這裡建造了兩座宗廟，一座祭祀皇祖周武王，一座祭祀烈祖唐叔，並製作了許多精美的祭祀器皿來供奉他們，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晉侯鳥尊，在他去後，他的名字也將在一座宗廟中，接受後人的犧牲祭祀，直到曲沃代翼之後。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穀梁傳》僖公十五年）
周代的宗廟制度也是存在許多爭議的，天子和諸侯實行幾廟制的的爭議，諸侯是否有權力把天子列為皇祖的爭議等等。
我們且不管這些，晉的情況和衛相似，衛是文王之子封國，所以在後代的記述中列舉了“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王姬昌第九子衛封）”；晉是武王之子封國，那麼皇祖（始祖）就應該是武王，列祖即姬虞。
武王之廟，名為周廟，同樣的情況有鄭國，鄭國是周厲王之後，所以以厲王為皇祖，厲王廟在左傳中稱為周廟；姬虞之廟，名為大宮，同樣的情況，鄭國始封從鄭桓公姬友開始，鄭國為姬友建立烈祖廟，《左傳》中名為“大宮”。
至後晉國時代，晉國的宗廟制度一定發生了變化，晉公盤裡有“皇祖唐公”的字樣，所以曲沃代翼後，晉國宗廟的皇祖是姬虞，而非武王姬發。至於列祖、文祖，應該是從曲沃桓叔姬成師、曲沃莊伯姬鱔、曲沃武公姬稱之類中選擇。
姬燮父的祭祀從此中斷。
所謂滅國絕祀，大概就是如此。
一個封國的建立，需要合法性，失傳的《唐誥》就是這份檔案；需要君主和臣民，上天安排下姬虞來承擔這一使命，唐國的遺民就是他的臣民；需要土地和管理人員，河汾之間的百里土地，周王贈送的職官就是；需要宗社制度，於是姬燮父建立了宗廟；需要禮樂制度，在周王贈送沽洗的時候，唐風逐步開始形成。
來自方伯的征伐
在封國建立之後，王室和晉國之間的形成了一套權利和義務。從姬虞到姬燮父，周王室是否賦予晉國方伯的權力。
方伯，是諸侯之長，《禮記·王制》載：“千里之外設方伯。”《史記·周本紀》：“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可以得知，周初是賦予一些諸侯方伯的權力的，這種權力在春秋時期王權衰落後演化為霸主政治。
方伯最大的權力是得專征伐，即在發動對蠻族的戰爭時，不需要向周王彙報，在周初，面臨著商代遺留的大量方國和夷狄，王室於是委託親近的王室成員、忠誠的功臣為諸侯之長，鎮撫一方，開拓疆土，是為“方伯”。
周初封建之齊、魯、晉、燕、衛等都具有這種權力。
例如齊國太公誥命中有“五侯九伯，女實徵之”，成為齊國擴張的依據；魯國的《詩經·魯頌·閟宮》在有：“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齊魯都要面對與淮夷的戰爭，晉國在群戎之中，這樣的權力同樣是不可缺少的。《史記》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姬伯禽“作此肸誓，遂平徐戎”。當是得益於這種權力。相較而言，晉國在史記中的表現較為平淡，最早在穆侯時才出現“伐條”的記載。
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姬燮父的兒子姬寧族，他的諡號是武。在晉初的時代，是否由他開啟了“疆以戎索”的使命呢。
（圖片來源於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