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擁有共同祖先的後裔們組成的社會群體即為宗族。而宋代以前，宗族往往是地位和權力的象徵。宋代士大夫既懷念前代人倫敦厚的社會氛圍，又透過重新闡釋儒家經典中的禮法規範，將舊的宗族制度進行與時代相應的改造，進而加以重新構建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新宗族理論和制度。
魏晉隋唐時期，譜牒是世家大族選官和婚配等方面的依據。隨著門閥的衰落，譜牒學亦逐漸走進歷史。宋仁宗時，歐陽修編寫《歐陽氏族譜》，蘇洵編寫《蘇氏族譜》，開啟了家族私家著譜盛行的局面。直至今日，我國民間修訂家譜的基本格式依然本於二氏著述所形成的規範。與魏晉時期官方撰修譜牒以維護士族政治地位不同，宋以降的民間家譜，目的在於傳承家族歷史，最終達到“敬宗收族”的目的。有了家譜，即使是血親關係稍為疏遠的宗族成員，也可以在家族譜系所確定的尊卑之序下約束彼此的行為。
更為重要的是，宋人所修家譜，嚴於續修後世而疏於考訂先世，記錄當世子孫的官爵、德行被視作榮耀祖先的行為，而祖先的事蹟卻多有模糊不清之處。相州韓氏家族自名相韓琦發跡之後，漸為顯達。然自韓琦父韓國華之上歷代祖先，不僅記載不一，且與韓氏交好計程車大夫又主動為韓琦先父的形象加工潤色，宋代宗族對於祖先的回憶愈發具有主觀色彩。誠然，這可能是因為中唐以後戰亂頻仍，族譜之類的文書資料難以儲存。然而不可否認，宋人追述祖先多是用來激發宗族成員對祖先的崇敬之情，並提高宗族歸屬感、自豪感，誇飾之風也就在所難免。
宋代以前，宗族婚配非常重視門第觀念。唐高宗時有個宰相叫薛元超，據說他自述平生“三恨”，其一便是未娶“五姓女”。五姓是指崔、盧、鄭、王、李，即為當時的名門望族，他們幾乎不與門第低下的外姓通婚。宋代士大夫則有意識地強調“婚姻不問閥閱”，即不甚重視門當戶對的觀念。
呂蒙正是北宋初年的宰相，他的大女婿孫暨、三女婿周漸、六女婿揚巽不僅門第不高，他們本人當時也僅僅是八品官僚。這是由於宋代推廣科舉制，宗族再也不能成為仕途延續的保證，反而要靠婚姻吸納科舉新貴維持自身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