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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此後的數十年間，滿洲與大明在遼東地區展開了激烈的角逐，滿族和漢族人民的矛盾勢如水火。及至入關，滿漢之年的恩怨依然很深，為了穩固統治，清初最高統治者曾實現了一系列的暴政。
圈地
清初大規模的圈地有三次：第一次在順治二年（1645），第二次在順治四年（1647），第三次發生在康熙五年（1666），三次圈地累計圈佔畿輔耕地二十萬頃左右。
圈地令於順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頒佈，令清查無主荒地。將這些土地分配給從龍入關的滿洲貴族、八旗兵丁。名為無主荒地，實際上是“不論有主無主”一律圈佔。原定只圈佔近京三百里以內的土地，到了順治二年十一年已擴充套件到五百里之內的河間、灤州、遵化一帶，此次圈地十二萬頃。
順治四年（1647）初，為了安排陸續入關的八旗將士以及第一次圈地中瘠地予以調換，清廷決定再次圈佔畿輔一帶耕地，不論有主無主，悉行圈佔。其中包括順義、懷柔、密雲、平谷、雄縣、大城、新城、保定、滄州等數十個州縣。此次被圈佔的土地約五萬頃左右。
清廷把圈佔的土地給內務府建立皇莊、王莊，副都統以上各給園地八十畝、大田地六十畝，一般兵丁撥田三十畝。
順治二年、四年的圈地釀成畿輔一帶數十萬漢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出無可耕之田，入無可棲之室”，造成了“相率逃徙，五百里內錢糧無人辦納，粟草料豆無人搬運”的慘象。清廷被迫於順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下達“自今以後，民間房屋不得復行圈撥”的命令。此後二十年間再未大規模圈佔土地、房屋，但零星圈佔房地卻時有發生。
康熙初年由於人口的增加，滿洲貴族又在醞釀大規模的圈地之舉。康熙三年（1664），輔政大臣鰲拜等以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藍等旗地畝不堪，令戶部在順天、保定、河間、永平等府州縣圈出地畝十三萬二千二百五十垧分給各旗，每壯丁給地五垧（一垧等於五畝）。
康熙五年（1666），鰲拜因第二次圈地時鑲黃旗與正白旗錯位，以換圈為名，進行大規模圈地，此即清初第三次圈地。主持此次圈地的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保定巡撫王登聯均因反對圈地而被處死。此次圈地僅永平一帶即有三十一萬垧地被圈。
投充
順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廷下達投充令，允許被俘漢民的親屬，以及無衣無食的貧民投到旗人為奴，且明確規定“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窩逃之人、兩鄰、十家長、百傢俱照逃人定例治罪”。
投充令頒佈後，被滿洲旗人恐嚇逼迫投充者、誤聽謠言畏懼投充者屢有發生，清廷遂於該年四月十一日諭令戶部，重申不得逼迫。畿輔一帶的漢民後畏於圈地，後畏於屠城，不論貧富皆投充旗人，僅僅幾年時間投充地已逾三萬頃。而土地一經投充旗下，一應地丁錢糧俱免，直接影響到賦稅的徵收，故清廷於順治四年三月下達“自今以後，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的命令。
順治十年三月，清廷就投充一事令六部、都察院、科道等官會議，漢官主張將以往投充者全部革去，滿官則認為若全部革去，則旗兵難以存養，雙方爭論激烈。經過十天的會議最終達成一致，凡是順治四年帶地投充者，查出發還州縣與民一體當差。
剃髮令的頒行
以滿洲貴族為首的統治集團始終把剃髮與否，視為被征服部族、民族是否歸順的標誌。攝政王多爾袞在入關之初的十一天裡，六次諭令“官民俱遵制剃髮”。但由於剃髮的做法不得漢人認可，尚未在中原地區穩定統治秩序的清統治集團，才於順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又下達“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的諭令。
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多爾袞接到清軍佔領南京、消滅南明弘光政權的捷報，遂於次日再次就剃髮問題同大學士等議道：“近覽章奏，屢以剃髮一事引禮樂制度為言，甚屬不倫。本朝何嘗無禮樂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今既如此，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髮！”
六月初五日，多爾袞遣使南京，諭豫親王多鐸令各文武軍民，盡行剃髮。六月十五日，清廷下達剃髮令，諭曰：
“向來剃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如今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不幾為異國人乎！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
剃髮令一下，引起江南各省軍民的強烈抵抗，於是，湖州、嘉興、崑山、江陰、嘉定等地民人紛紛揭竿而起，反對剃髮令的實施，江南地區再次陷入混亂。
從嚴修訂逃人法
清王朝在入關之前，剛剛完成向封建制度的過渡，奴隸社會的殘餘相當嚴重，上百萬的漢民在明清之際的軍事衝突中被掠為奴。為了維護八旗將士戰陣所得，清廷在入關之前即制定出嚴懲被掠漢人逃亡的法令，明確規定：凡逃人、窩主一經查獲即應論死。但因逃人是八旗將士家產的一部分，三次出逃才處以死刑。
清軍入關後，被掠漢人回到中原，逃亡之風日盛，甚至發生108人集體逃亡的嚴重事件。清廷於順治三年（1646）五月對逃人法進行修改，從嚴懲處窩主：凡隱匿逃人者，一經查獲，本人處死，家產籍沒，妻子流徙，其鄰里、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地，所在地方官員均要因失察而降低呼叫。
此後，清廷又於順治六年三月、順治九年五月、順治十一年八月，對逃人法進行修訂補充。在幾經修改後，窩主的範圍愈發擴大，明確規定：船隻夾帶逃人，船主按窩主論處，如系商船，船上貨物充公；凡僱傭逃人傭工或把房屋租給逃人居住者，如有保人，以保人為窩主，如無保人則以僱主、房主為窩主；生員隱匿逃人，與平民一體治罪；現任文武官員、休致回籍官員以及進士、舉人、監生等如隱匿逃人，本人及妻子流徙，家產入官。
順治六年十一月，靖南王耿仲明，因屬下隱匿逃人被彈劾，在江西畏罪自殺。以靖南王之尊，下場尚且如此，可見，清初時期逃人法之嚴厲。
遷界
遷界令於順治十八年（1661）八月十三日頒佈，令浙江、福建、廣東、江蘇、山東等省瀕海居民遷入內地；在距海30裡處構築界牆，嚴禁一切人越過界牆，嚴禁一切船隻違禁下海。各省接到命令後於20天內完成遷界，界外之房屋、耕地以及所有漁、鹽之業一概停止。
清廷實行遷界，是為了遏制以臺灣為基地、堅持抗清的鄭成功集團，切斷沿海居民同鄭氏的聯絡，對臺灣進行經濟封鎖。
清初大規模的遷界有兩次，第一次是順治十八年至康熙初年，第二次是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亂爆發後。遷界的標準先是30裡，後增至40裡、50裡不等。受遷界之害最深的是福建、浙江、廣東三省。數以萬計的民田、鹽田被廢棄，沿海居民難以為繼。
遷界前後持續了二十餘年，五省沿海一帶“田地盡為荒蕪，老弱婦子輾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在收復臺灣後，才廢除了遷界令。
清廷實現以上的這些暴政，從而有力地維護了滿洲貴族的統治。但對於廣大人民來說，代價無疑是慘重的，無數人生計無著，流離失所，甚至釀成慘變。到了清中期以後，隨著滿漢文化的融合，民族矛盾才逐漸得到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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