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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盟在周代具有政治與禮儀的雙重意義。如《周禮？司盟》載“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而貳之。”春秋時期晉國叔向也說：“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
會盟原應是古代的禮節之一，和朝聘類似，皆是天子之事。天子以“朝覲巡狩會同”之禮，作為與封建諸侯間的聯絡方式。
然而，西周時期的“巡狩會同”卻不一定有盟。不過“巡狩會同”是西周時期政治上與四方方國結盟的基礎，換言之，“巡狩會同”便有可能是春秋時期政治結盟之濫觴。
春秋諸侯會盟
春秋時期的會盟——“禮”是各國互信的基礎
周天子運用會盟來統治諸侯，沒有天子的命令，諸侯間是不可以隨便會盟的。不過春秋時期常可見會盟二字一起出現，如《春秋》與《左傳》中常用“會某人……盟於某地”的語法，可見是會盟的一部分，會之後通常有盟，會也可說是結盟之前的一種儀式。
《左傳》
正所謂“盟以信禮也。”既然會盟也是一種“禮”的表現，自然有其儀式和規矩。會盟的流程可分為約會、登壇、發言、歃血、載書、享宴與歸餼、盟後朝聘。
會盟的進行步驟和儀式是十分複雜的，其禮節亦繁複且重要，一旦有所差錯後果相當嚴重。如《左傳》隱公七年即載了不守會盟禮節的例子——陳五父不守會盟禮節，被認為會得到不好的下場，果然在隱公十年被蔡人所殺。可見，並不是只出席與盟就能約信、維持和平的，如果不遵守會盟的禮儀，仍舊無法達到彼此互信的目的。
對於盟主、大國、霸主而言，必須本身尊“禮”才能使其他諸侯信服。如寧母會盟，鄭文公派公子華對齊桓公表示，只要把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除去，鄭國就願意成為齊國的內臣，管仲則以為不可，結果管仲的意見讓桓公得以更加確立霸主的地位。也就是說，即使貴為霸主，仍須以“禮”來取信於諸侯。管仲深刻了解禮在春秋時代的重要性，所以勸桓公“以禮服人”。
事實上，霸主不僅要以“禮”信服各諸侯，更要表現出對周天子的尊重。這種情況就顯示出“禮”在春秋時代仍受到重視，“禮”依然是各國互信的基礎。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從宋襄公的事蹟也能發現春秋時代對“禮”的重視。宋襄公在春秋霸主中是相當特別的存在。《春秋》記載了兩件宋襄公欲成霸主的事件，一是他和楚人戰於泓水而敗，另一是他被楚人所執。
此二事在《左傳》與《公羊傳》中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左傳》借公子目夷之口批評宋襄公的自不量力，以及其不知變通的戰術；《公羊傳》則對楚執宋襄公之事加以批評，認為這是背信之舉，而對於“泓水之戰”，《公羊傳》則讚揚宋襄公：“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所謂“成列而鼓，所以明其信也”，以此種看法來說，宋襄公相當守“信”而且有“德”。
《左傳》與《公羊傳》對此二事的看法不同，或許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時代觀念。宋襄公的失敗或許顯示出其自不量力和愚昧，但不可否認的是，“信”與“禮”仍被視為是重要的原則。
《東周列國·春秋篇》宋襄公劇照
“信”是春秋霸主必須具有的基本道德之一
“信”在春秋時期仍是相當重要的道德，也是行事時的重要原則。由齊桓公、晉文公的例子，我們便可以知道“信”乃霸主稱霸所必須具有的基本道德之一。如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及“踐土之盟”的貢獻，就被稱為“能以德攻”，可見“信”是霸主必須具備的道德。
如果不守“信”、無“德”、又不尊“禮”，是不可能成為霸主的。如秦穆公死時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此三人皆是秦國的棟樑，所以秦人哀之而賦黃鳥，因而君子曰：“不為盟主也宜哉！”另外一個例子，便是《左傳》中的“楚子入饗於鄭”。
所以說，“德”、“信”、“禮”是霸主應有的基本品德。換言之，春秋時期，霸主一定要有“德”、守“信”、尊“禮”。
《東周列國·春秋篇》秦穆公劇照
春秋時期，周天子與諸侯的關係已經有所變動，於是有霸主出現，代周天子維持天下秩序。原本屬於天子的會盟權力落入到霸主手中，所以孔子曾批評“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下變得無道，權力的中心轉移，諸侯雖然握有會盟的權力，卻也不能任意行事，“禮”的規範仍舊是要遵守的。正如《公羊傳》所言：“古者不盟，結言而退。”遠古三代無盟，是希望當代人守信重義，讓人追慕遠古遺風，不要以詐力為尚。
會盟中所表現的“禮”，除了是對周天子的尊重，盟國之間的互助也是“禮”的一部分。如諸侯會於澶淵，準備幫助宋國，給予其錢財，最後卻食言。《春秋》記此事不載諸侯的名字以貶之，《左傳》亦有“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
可見，會盟不單純是參加會盟就可約信的，若是不遵守會盟的約定，仍舊無法達到彼此互信的目的。因此，尊“禮”且守“信”，才能使會盟更加穩固。
《東周列國·春秋篇》孔子劇照
“信”是社會群體生存的保障之一，運用會盟去締結成一個群體，其所依賴為何？一為宗教，所以盟誓的特性是藉助神力約束雙方、取得信義；二為道德，皆以“信”為終結，因此盟誓自始至終都要以“信”為先，否則，盟誓沒有保障。
盟誓其約束既來自外在，也生自內心，這就是“信”。它由準法律的誓約，逐漸轉為一種道德規範，成為一種自覺的倫理行為。可想而知，如果與盟者沒有誠信的自我約束，那麼再多的盟誓也無濟於事。
總而言之，可以確定的是，會盟在周代已具備了一套完整的禮節制度，但是到了春秋時期，應時勢的轉變，在“禮”已經無法有效取得互信的共識和規範之後，春秋時人便以會盟這種猶尊“禮”的方式重新建立“信”，希望以此安定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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