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塞北思想體系向以宏大有為著稱，在其形成的過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學為其提供了思想基礎、理論框架以及建構正規化，漢武帝的塞北思想也因此處處彰顯著公羊學的大一統觀念。董仲舒的新儒學理論最大限度地解決了漢武帝在理論層面的訴求，但在具體實現的路徑選擇上則與之發生了劇烈的理念衝突。最終，漢武帝的塞北思想以公羊學的大一統理想為理論外衣，其踐行方式則選擇了與董氏新儒學觀念迥異的另一條道路。
自夷夏意識產生以來，“夷夏之辨”便成為主導和決定塞北理念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夷夏有異觀念的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間的現實競爭。至春秋時期，孔子力主“禮分華夷”，把區分夷夏的標準由血族改為禮術，從而使傳統觀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別具備了鬆動的可能——新標準的設定，使得夷夏之間的互轉成為可能。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稱：“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禮記·曲禮》雲：“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孟子亦稱：“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從中約略可見，先秦儒家在夷夏互轉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的消極態度。羅志田認為，傳統儒家雖然對仰慕華夏文明的夷狄大開接納之門，但若夷狄並無向學之心，則儒者亦無義務主動化之。也就是說，在夷夏互轉一事上，傳統儒家對於夷之入夏其實採取了一種任其來去的消極態度，這一點在塞北思想上的對映，便是傳統的服事制度理論。服事觀可以視為先秦時期原始疆域思想的代表性理論，具體包括二服、三服、五服以及九服諸說。
服事理論中的天下被區分為若干個地域相連但文化獨立的區域空間，空間距離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文化差距。可以說，服事觀念就是基於血族或種族觀念產生的原始塞北理念，反映著時人對於理想化夷夏格局的主觀預期。也可以說，早期的疆域觀念就是族群觀念在地理空間上的體現。到戰國時期，現實世界已經基本形成了華夏居中、四夷居外的五方格局，故這一時期的夷夏之別除文化之外，又多了以所處地域而判的區分方式，中國古代疆域思想的發展就此進入新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