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餘之罪戾，則寸心大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後做鬼也是不安。特此預告賢弟，切莫玉成黃金堂買田起屋。弟若聽我，我便感激爾，弟若不聽，我便恨爾。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斷不怕沒飯吃。若大局難挽，劫數難逃，則田產愈多指摘愈眾，錢財愈多搶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
《曾國藩致澄弟書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
1860年，曾國藩在安徽的安慶，身份是“署兩江總督”，即代理總督。這一年的形勢如何？誠如他在農曆十月初四給朝廷的奏章裡這樣寫道：“已有應接不暇之勢，皖南立腳未穩。”說明他在軍事上很被動，而且對局勢很沒有信心，就在同一天，他寫信給家鄉的弟弟，焦慮之情躍然紙上。
老曾聽說弟弟們要在他們所住的黃金堂買田建房，所謂起屋，就是建房，對於此事，他很著急，很生氣，說：做哥哥的就怕你們在家鄉多置田地，多建房屋，那簡直是在加重我的罪孽，讓我的“寸心”大為不安。以至於說：“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後做鬼也是不安。”活著的時候不安，死了不安，幾乎是拐著彎說要以死相威脅。
除了以死相威脅，還以兄弟感情相威脅。他進一步說：你們要是聽哥哥的，停止買田建房，哥哥我就感激你們；要是不聽，哥哥我就恨你們。言下之意就是要斷交了。
這個時候的曾國藩其實已經有點看空清王朝，對晚清的局勢沒有多少信心，這種看法是建立在英法聯軍入京，太平軍咄咄逼人的基礎上的，鑑於這種形式，老曾十萬火急地寫信回家制止弟弟們購置物業田地，幾乎以死相威脅，命令弟弟們“限購”。因為多一處莊園就多一分危險，就多一份指責，多置財產根本沒有益處。如果天下太平，就不怕沒飯吃。
所以說，曾國藩的清廉，一方面是因為遵守中國古來聖賢的教誨，剋制私慾，安貧樂道，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危機感，而且這種危機感是出於他的親身經歷。
多多購置產業，是很多人應對貶值危機，為子孫和自己養老提供物質保障的一個重要手段，曾國藩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我想，主要是因為老曾的危機感還不只是停留在物質財富保值層面，還是進一步上升到精神財富保值層面。
依賴產業來保障子孫家人，其實是養成子孫家人對物質財富的過度依賴，從而喪失創造物質財富的活力，依賴越多，子孫越懶。在經濟形勢變化不大的農業社會尚且如此，在經濟形勢日新月異的市場社會，更是如此，固化的物業和產業，很可能成為子孫適應新的經濟方式的一個障礙，弱化他們的生存技巧，這才是最大的危機。來源：廣州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