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於景山自殺，至此一個兩百多年的王朝土崩瓦解。斯時的陳維崧，剛滿二十歲。
這個後來陽羨詞派的領袖，在二十歲之前便已初露鋒芒。他十歲時，就代曾是明末東林黨中堅人物的祖父陳於廷作《楊忠烈公像贊》，才名遠播。十多歲時，曾多次跟隨“明末四公子”之一的父親陳貞慧悠遊於宜興、南京、揚州等地，得以結識黃宗羲、陳子龍、方以智、吳應箕等江南名流，以其詩才備受名流賞識。
然則受明末世風薰染，陳維崧如當時所有的名門貴公子一樣，“不無聲華裙屐之好，多為柔媚側豔之詞”，翩翩然樂在其中，不知禍之將至。
明末被人所熟知的秦淮八豔，陳維崧大多相識，在《婦人集》中亦有記錄
如果不出意外，陳維崧本該在富庶文雅的江南肥馬輕裘，高歌縱酒，度過他王謝子弟得意快活的一生。然而歷史的大變軌使得多少人有意無意地成為一個王朝的殉葬者。
明亡後次年，清兵揮師南下，製造歷史上慘絕人寰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攻破陳維崧家鄉宜興後，殺戮同樣極其殘酷，其妻儲氏近乎全家被毀，門巷蕭條。
之後陳維崧父親陳貞慧埋身土室，閉戶屏跡，師執吳應箕、陳子龍皆抗清敗亡，許多至朋好友（如吳兆騫）受奏銷案、通海案、江南科考案牽連，生死未卜。一年前還是鐘鳴鼎食之家、詩書簪纓之族，轉眼間就已國破家亡，這其中的荒涼和震恐，較之於《紅樓夢》中家族的沒落和世味的涼薄，有過之而無不及。
陳維崧晚年“北漂”在京師，結識了少年得志的曹寅，彼時曹寅正深受康熙帝賞識、大紅大紫。而一百年後曹寅家族亦已敗落。其孫曹雪芹把家庭衰變帶來的個人體悟凝聚在《紅樓夢》裡，而陳維崧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卻只能將更大的悲涼含蓄委婉地蘊含在詩詞當中，而給後人留下的小說作品，就只有一本薄薄的《婦人集》了。
如今已成孤本的《婦人集》
這本《婦人集》加上其後的注和評，僅有兩萬餘言，和同時代蒲松齡《聊齋志異》這樣的作品比起來，確實不值一提。就他自己而言，也只是茶餘飯後的消遣，“隨意而為之”。
而正是這份隨意，讓這部作品顯得真誠。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婦人集》的實際效用也遠在茶餘閒談之上。這些鮮活的故事大都是該時代的真實寫照，如同歷史的一個切片中的小小細胞，讓我們從一個個小人物的命運，看到一個時代的命運。中國的歷史太長，從官方的史書當中我們往往只能看到歷史的模糊輪廓，而這種特殊時代小人物的小故事，卻能讓我們從微觀的角度，深入到真正的歷史當中，感同身受。
陳維崧處於時代的劇變之中，不管他願意與否，都見證著明清易代的風雲變幻。陳維崧年少時，其父與顧杲、吳應箕等江南名流為《留都防亂公揭》，黃宗羲、楊廷樞等一百四十人署名。阮大鋮甚懼，閉門謝客。這一明末復社與閹黨鬥爭的著名事件，亦為《桃花扇》之主要關目，正是在陳維崧家中揭開序幕，故陳能得以親歷。
之後的南明史，他見證過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愛情傳奇，《婦人集》載，“姬與歸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誓辭今尚存湖海棲篋衍中”。也見證過冒襄和董小宛有情無緣的愛情悲劇，在依附冒襄的“如皋八年”期間，已病故的董小宛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冒襄用血淚寫就的《影梅庵憶語》，開創了中國文學史的一種新體裁——憶語體。秦淮八豔人人都命運悲慘，唯一一個顧媚，靠嫁給貳臣龔鼎孳才得以善終，《婦人集》稱：“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蘭蕙，蕭散落托，畦徑都絕，固當是神情所寄。”今人趙伯陶《秦淮舊夢：南明盛衰錄》評此條曰：“略貌取神，大有《世說新語》的六朝筆致。”
一部跌宕的明清易代史，陳維崧隨腳出入。一部蜚聲中外的《桃花扇》，他隱在歷史大戲的陰影裡。一部纏綿悱惻的《影梅庵憶語》，他也只有一次次走過埋葬董小宛的影梅庵，嘆息不語。
即使對於明亡這一大事件，陳維崧《婦人集》也只能借小人物之口來展現：
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國破後出居民間，祝髮於北城之文殊庵。與海昌相國居址相近，常出入相國家。談宮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欲盡，先帝遍召內人，命其出宮避賊。是時黃霧四塞，對面不相見。帝泣下沾襟，六宮皆大哭。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護髮，外施釵釧。自遭喪亂，香奩寶鈿，悉為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
該條表面寫前朝宮女妙音其人其事，卻借妙音之口，還原了甲申事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場景，細節處描寫頗為傳神，使人讀之如身親歷，悚然動容。此處的輕紗數幅，成為具有紀念價值的“昭陽舊物”，對於陳維崧等遺民群體而言，蘊含著深層次的情感內涵。然出於時局的敏感，作者只是就事寫事，愈顯得感情內斂沉痛。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宮女如是，在戰亂中民間女子更是悲慘，如
“洞庭女子遭亂，自投漢陽江，流至壽昌。土人憫而瘞之，獲寸帛於衵衣，油楮密固。展視為絕句十首，聞者爭傳誦焉。”
“花飛花謝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紅樓夢》林黛玉的一顆詩性心靈，至少還能贏得寶玉的幾滴淚珠，而闊大的江湖有多少無名的女子，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悲壯的訣別或者無形的消磨，最終風流雲散，無聲無息，只留下些許痕跡。
這些字字血淚的隻言片語還有幸存世，而有些想說卻沒法兒說的故事，有些用語言說不明白的疼痛，只能在無涯的時空之中，留無盡的白。
陳維崧的《婦人集》成書於北上之前，這段時間他一直依附於如皋冒襄，家族的衰落和仇人的構難使得他開始考慮重振家風，北上尋求仕途的發展。
陳維崧在依附冒襄期間，與冒襄的梨園小生生死纏綿，後來隨陳維崧北漂至北京，南腔北播，京邑劇風為之一變。
事實上，在《婦人集》成書的這段時間，陳維崧的整個心態是很糾結的。他既不像他的祖父輩、父輩一代完全屬於明朝的子民，堅決地拒絕甚至抵抗新的王朝，畢竟他還年輕，但作為遺民的後代也不可能像錢謙益、吳偉業那樣，迅速地投入到新政權的懷抱中。
這些都註定了他只能在詩詞中澆個人塊壘，卻沒辦法在事業上實現人生抱負，他們只能站成一個尷尬的姿勢，在遺民、貳臣以及清朝新貴中徘徊，卻始終找不到自己的歸屬感。雖然隨著清朝政治的鞏固，他後來選擇北上求取功名，但新政權出於對江南遺民的不信任，也不可能對其委以重任，最終只好籍籍無名、鬱鬱而終。
從陳維崧的尷尬，我們看到的是明末清初整個遺民二代的尷尬，進不可攻，退不可守，欲罷不能，欲說還休。陳維崧寫婦人的悲劇，難免會將亡國之痛以及個人的悲劇投映在作品當中，自屈原始，中國古代文人就有以“香草美人”自喻的傳統，熱衷於將個人命運遭際與同為弱者的女性聯絡起來，把自身的悲哀借女性之口曲折含蓄地表達出來，來抒發生不逢時之苦、懷才不遇之恨。因而在《婦人集》中，對女性品性、才華的欣賞和其命運遭際的同情也有很多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意味。
翻檢一下中國歷史上這類看似名不見經傳的文集，我們往往會發現這其中有許多的悲劇不是戲裡的悲劇，而是命運的悲劇、人生的悲劇、群體的悲劇、民族的悲劇。所謂時也勢也，特殊時期特殊人物的特殊命運，有時候真是半點也由不得人。文人價值的毀滅和女性才華及美的毀滅，如魯迅所言，“悲劇即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種毀滅有時候是一瞬間的灰飛煙滅，但更多時候卻是一把鈍刀子，一刀一刀地磨損著人最有價值的東西。
一部《婦人集》，其間的每個女性生命都想要釋放詩性生命的花火，卻大多都陷於無常的法螺。明末清初時期文人們對女性悲劇的這種發自肺腑的哀痛，到一百餘年之後《紅樓夢》裡的千紅一哭、萬豔同悲，才發揮到了極致，才擁有了文學史上登峰造極的悲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