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又（讀史專欄作者）
現代人提到朱熹，很多人的印象是，他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主張，是封建禮教的締造者，是古代禮法制度殘害女子的罪魁。
除了“古代女子最大公敵”這一稱呼之外，還有人說他是“思想集大成的偽君子”和“虛偽好色的道德家”。
然而，很多人可能忘了，朱熹是自宋以來，最有學問的人之一，他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官方指定的科舉考試教材；他被後世尊稱為“朱子”，和孔、孟等儒家先輩人物比肩，他的學說到現在還在影響著中國人民；他的學術思想早早就傳播到外海，在東南亞甚至一些西方國家都有廣泛傳播。
那，這樣一位學者，又是怎樣被異化的呢？
恐怕首先就要歸罪於現代人對於“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兩種思想的諸多誤讀。
“存天理，滅人慾”源自於孔子的“克己復禮”思想，本意是剋制人們過分的貪慾，為人處世要遵從“禮”“德”等秩序。
孟子也說過“養心莫善於寡慾”。
朱熹只不過把這種思想進一步做了詳細解讀，他認為
“飢而思食”“寒而思衣”都是天理，但一味追求華服美食，為物慾所昏，就是人慾；
又說“一人之心，
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慾底是人慾。
”“天理人慾，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慾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很顯然，他說的這些
“天理”“人慾”主要還是針對於君子、士大夫階層的，根本就不是專門針對女子所謂貞潔的。
他對於
“天理”“人慾”的區分，主要還是看是“公於天下”還是“私於一己”，這和傳統儒家把“道德”作為對君子的第一要求，和“天下為公”的思想都是一致的。
就是說，如果遵循天理和公道做事，就是聖賢；如果放縱私慾，令百姓遭殃，最後也會自食惡果。
現代手握公權力的人，被要求做“人民的公僕”，要求“把權力關在籠子裡”，這一點和朱熹的思想其實是殊途同歸。不過，儒家主要是靠“德”要求大家自我約束，現代的人們除了“德”外，還有嚴格的律法來要求大家，不能放縱私慾。
朱熹為官期間，曾多次上疏宋孝宗，闡述“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勸諫皇帝能以公心、善心“制天下之事”，並提出
如果以皇帝為主的權貴階層，皆能摒棄私念、懷“公理”之心為政，必能“聖心洞然，中外融切，無一豪之私慾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就是說，如果所有事情都能按照“禮”和“德”來處理，各個政府機構都能秉公心為政，那麼必將天下太平，國家就能長治久安，皇帝也不會再有煩惱。
這一觀點，現在看來是過於理想化了，但對於朱熹來說，卻源於他自己為天下著想的濟世情懷。他希望推行公平、公正的天理，人人能遵從天理，剋制私心，從而實現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這絕對沒有什麼滅絕人性，壓制人情的意思。
同樣，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件事，也是主要針對士大夫階層的。
大家都知道自南宋以來，女性的社會地位越來越低，既然如此，朱熹如果只是緊盯著婦女的言行，以及所謂的貞操來做學問，又怎能成為一等一的思想大師？
節，男子的名節也！
直到現在，那些做了叛徒的人，我們仍稱之為“變節”。“宋末三傑”之首的文天祥，以一身浩然正氣、凜凜傲骨“留取丹心照汗青”。後人評價他，無不讚其面對威逼利誘時的忠義大“節”。
于謙說他：“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遺像，清風凜然。”
陳循說他：“天祥孤忠大節為宋臣……枋得仗節死義為天祥亞。”
韓雍說他：“今斯集也，傳之天下後世之人，爭先快睹，皆知是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不宜以成敗利鈍而少變。”
節，之於古代男子來說，是比“忠”還要重要的東西，是“忠義烈”等的總和，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東西，在一個正直無私的人看來，也的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
古人喜歡以竹喻人，也是因竹子虛心有節，氣質高潔，堅貞不屈。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程朱等理學家看來，是對正人君子的基本要求。
一個事實是，最早提出這一理論的程朱等人，皆有親友女子夫死再嫁的情形，不僅他們本人沒有反對，在當時也不是什麼“有傷風化”的事。
但是，
明清以來，統治者因為大力宣揚忠義節烈等，也是為了便於統治，固化人們對身份的認知，造成君賢、臣忠、民孝、家安的太平景象。此時，除了對男子提出了更嚴格的忠君思想之外，對女子的忠孝貞潔觀，也被大肆宣揚。
對男子的忠烈節義進行封贈表彰，自古有之。
而當明清官方開始對女子的“守節”也開始表彰之後，這種風氣便迅速蔓延，進而成為各地爭相模仿、可以提高“門庭清譽”的事情。女子守節這件事，也就成為禮教規矩的一條，慢慢演變成悖逆人性的慘劇。
程朱等人，如果活到明清，看到許多女子為了所謂的“貞潔”，不肯“失節”，而失去再次獲得幸福的機會，大概也會氣憤異常吧。
男子漢大丈夫尚且難以堅持的事情，卻被人為加諸沒有話語權的女子身上，斷不是這些思想家的本意。
近代，因為野史的影響以及影視劇的宣揚，人們把“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觀念，認為是專門針對女子的禁錮，實在是既可笑又可悲可恨。
朱熹被誤讀，程朱理學被歪曲，除了明清的當權者為了統治的故意異化之外，還有反對者對他們的故意栽贓。
南宋寧宗年間的“慶元黨禁”，就是朱熹的反對者人為製造的事件。因為他名聲太大，學生眾多，有些不服氣他的人，把他的學問汙為“偽學”，並上奏朝廷，進行封殺。
然而，這並非是朱熹的學問有問題，而純粹是政敵的陷害。當時的丞相
韓侂
胄等人，害怕朱熹的門生太多，影響自己的地位，就誣陷他以講學為名結黨營私。
最後，朱熹被罷官，被限制自由，許多追隨者，也不敢再稱是他的學生。但朱熹，並沒有被嚇倒，反而更加勤奮的著書立說，儘可能將自己的學問和思想具體化，變成文字，方便流傳。
至於有人說他是偽君子，是因為在傳聞中，朱熹曾納尼姑為小妾，這事，雖然有很多學者闢過謠，但仍有人願意相信，只能說明古人八卦的心思，和現代人也差不了多少。
還有，有記載說他的兒媳“家婦不夫而孕”，就說他兒子死了之後，兒媳卻大了肚子。於是有人因此上疏彈劾他，雖未明說，意思無外乎他和兒媳私通。
朱熹因此被問罪，卻沒有辯解，而是“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做了自我檢討，進而掛職而去。
有人據此認定這事是真的。其實，這事放到現在很容易辨別，做DNA檢測就是了。可是，那時候卻是一件極難解釋清楚的事情。
夫死而孕，其實有多種可能，可能是丈夫的遺腹子，也可能是和別人私通而孕，甚至可能只是肚子里長了瘤子而變大。但是，因為當時的條件難以查明，搞不好就是“家醜”，所以辯解也無意義，只會把事情搞複雜了，朱熹選擇沉默，是對的。
然而，許多人卻據此就認定朱熹偷媳是真，實在是沒什麼道理。
另外，朱熹所做的最令人詬病的一件事，就是為了坐實犯錯者的某些的罪名，而命人嚴刑拷打青樓女子嚴蕊。
喜歡野史的人多數都知道嚴蕊，她以才華出眾和堅貞不屈，在中國古代著名青樓女子中佔有一席之地。
1181年8月浙東遭災，餓殍遍野。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到當地任職，治災。次年，朱熹到台州巡視災情，接到反映知府唐仲友貪贓枉法的舉報。朱熹透過深入調查，發現唐的許多罪證。於是把與唐有關的蔣輝、嚴蕊等人捉拿歸案。
嚴蕊是台州的一名營妓，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美名遠播。宋朝法律規定，官妓可坐檯伺陪官員，但不能同床伺寢。
朱熹聽聞唐仲友與嚴蕊過從甚密，於是打算從嚴蕊下手找到唐仲友個人狎妓的罪證。據說，嚴蕊被關押了兩個多月，遭受各種酷刑，卻堅稱“身為賤妓，縱合與太守有染，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
最終，不屈的嚴蕊則贏得了人們的同情，並被後來負責問案的嶽霖釋放。
這件事，朱熹不僅沒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還顏面盡失，居然對一個“手無寸鐵”的青樓女大打出手，成了人們的笑柄。而被查的唐仲友，更是趁機反譏朱熹假道學、偽君子。
另外，因為唐本身是宰相王淮的親家，唐的弟妻是王的胞妹，朱熹又是王淮推薦的。人們就此認定朱熹“忘恩負義”“過河拆橋”。
而
朱熹，雖然是學問大家，善於講學，卻偏偏不善於為自己造輿論攻勢，只會多次上疏，歷數唐的其他罪狀，甚至提出有唐仲友在，自己就辭官。
最後，唐仲友被罷免職務，提前退休。朱熹卻仍不罷休，認為朝堂上有人在包庇唐，最後王淮出面調和也無濟於事。
人們認為朱熹不近人情，卻又恰好證明了他的剛直不阿。
正因為朱熹的這種性格，在官場上並不受待見，所以被人汙名化，也就不難理解了。
明清以來，朱熹的學問被當做科舉必考課，但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不斷的強化其中的“倫理”部分，人為樹立階級壁壘，使天下人甘願臣服於皇權，而不是服從於“天理”的本意；對於女子的貞潔觀也極力宣揚，所以，朱子的部分學術也就逐漸被異化。加之部分讀書人自己遵循不了“天理”、守不得“節”，便把這些都推到女人身上。
擁有話語權的男子掌握了輿論，崇尚節烈的風氣自然迅速蔓延。
但事實是，“死節易，守節難”，許多女性是無法接受守節之苦，又不敢逆輿論風氣而行，只好以死殉節。
至此，這原本對士大夫階層的高尚要求，終於成了“禮教吃人”的原罪。
試想朱熹的本意，原是教大家修身立德，頤養心性，做到“德不虧而心無愧”，卻在流傳中，成了殺人的工具。如果朱子地下有知，恐怕棺材板也要壓不住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