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胠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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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句廣為人知的古話，叫“成者王候敗者寇”。這句斷語很像數學裡的一題多解。它既是說貴如王侯和賤如大盜本無差別，但結果卻還是有了差別，前者因顯貴而讓世俗人羨慕，後者因低賤而遭世俗人鄙視，而終極原因只在於成功與否；它也是說中國的傳統文化裡存在著一個偏差，習慣於以成敗論人；它還是一個告誡，讓人們讀正史的時候，要有所警惕，別讓“為尊者諱”的修史者所矇蔽。
那麼，在中國歷史上，是誰最先發現這一系列具有重要價值的問題呢？是思想敏銳而又獨特的莊子。他在《胠篋》裡，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不敢言，鮮明地提出了一個特殊的公式一—王侯=大盜：“那些偷竊帶鉤一類的小偷遭誅殺，盜取國家為己有的大盜卻成為諸侯，還恬不知恥地宣稱仁義只存在於諸侯之門。”
為了印證自己發現的這個特殊公式，莊子引證了田成子篡位的歷史事件。此事於《左傳·哀公十四年》也有記載，較之《胠篋》為詳：古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國家安定。到戰國時，齊國大夫陳恆即田成子（古代陳、田同音，成子是陳恆死後別人給他的稱號）殺了齊簡公，奪取了齊國的政權而位列諸侯。面對這犯上作亂的事態，孔子悲憤滿懷，曾為此齋戒三天，三次請求討伐齊國。
圍繞著這一特殊的公式，莊子的思想有三個層次：先是指明瞭盜竊整個國家的人，反倒可以成為諸侯，這是無可爭辯的社會存在，還平日裡道貌岸然的諸侯以竊賊的本來面目。這和孟子在《告子上》裡的主張：“遊說統治者的時候，你要藐視他，別把他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外貌放在眼裡”，是有相通之處的。兩相比較，孟子的可貴之處在於尋求人與人的平等，而莊子則比孟子更為激烈、更為深刻，乾脆就沒把統治者當好人看，恰恰相反，而是視作人人厭惡的竊賊。
莊、孟同時，莊、孟亦並稱，但他們對統治者態度的異同之處都是耐人尋味的。接著，又指出了這些竊賊在謀取王侯地位的時候，是絕不講仁義禮樂的；等到他們爬上了王侯的寶座，又以仁義禮樂相標榜，以仁義禮樂去禁錮別人的頭腦和行動，再不允許別人犯上，以此鞏固延續他們的統治，其用心既虛偽又險惡。其篡奪王侯的言行本已醜惡至極，而鞏固延續王侯地位的心態更令人作嘔。
最後，指責儒家讚美聖人，不過是在助長大盜的穢行，聖人是竊賊的為虎作張者。莊子為此虛構了一個十分幽默詼諧、卻又引人深思的場面：一次，盜蹈的徒弟問痴說：“盜賊也有道嗎？”痴說：“哪裡能沒有道呢？能夠猜到室中儲藏的財物是聖，進去偷盜敢於當先是勇，出來時敢於斷後是義，知道能不能下手去偷是智，分贓公正平均是仁。不具備這五點而能成為大盜的，天下從來沒有過。”
曾被儒派聖人標榜的仁義禮智勇等等美德，就這樣順暢圓滿地被盜賊運用到他們的醜行之中。儒家聖人嘔心瀝血的理論創造，不過是給竊賊提供了一個自我吹噓炫耀的思想武器。莊子對儒家聖人及其主張的戲弄挪輸，真讓讀者忍俊不禁、笑從中來。
在儒家學派那裡最有價值的思想，在莊子看來竟一文不值。莊子這種褻瀆王候、嘲笑顯貴、戲弄聖人的大無畏精神，對後世詩人的心理及文化人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張碧波先生在《中國文學史論》裡所深刻指出的那樣：
封建社會的離經叛道者往往崇莊、學莊，奉其為精神領袖。從愁康、阮籍到陶淵明、謝靈運、李白，不管社會環境、個人經歷有著怎樣的不同，但在對現存秩序、觀念的懷疑上，在反禮法、毀名教、遵自然的主張上，在憤世嫉俗、桀驁不馴、坦蕩超然的性格氣質上，總能看出一點兒莊子的影響。
從“王候=大盜”這個公式裡，我們可以看出莊子對現實黑暗汙穢的揭露是大膽的、深刻的。它引發了人們對現存社會狀態的思考和懷疑，間接地、卻也是有力地激發了人們改造社會的勇氣和力量。
從莊子的《胠篋》到魏晉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再到明清之際黃宗羲的《原君》，這條敢於鄙視王侯、批判君王的先進思想線索的演化，若置於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思想越來越強盛、也越來越反動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比照，儘管它時斷時續，但也正如漫漫長夜裡的幾點星光、幾縷閃電，給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以希冀，因此其價值是彌足珍貴的。它也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入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來源。因為文學的真正繁榮，總離不開深邃的哲學思想的滋養，這早已為中外文學發展史所證明。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