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末大臣——端方，因強徵民用鐵路被新軍殺害，死狀極其悽慘。
其頭顱被砍下，時任鄂軍都督的黎元洪，為平息民憤，下令將頭顱遊街示眾，引得無數民眾駐足觀看。
晚清一代名臣，就這樣悽慘退出了歷史舞臺。
作為好友和同僚，此時已52歲的梁鼎芬急忙從上海趕到了武漢，與
眾人商議葬禮事宜。
梁鼎芬此人，可是個實打實的封建遺老。
除卻他在其妻子龔夫人的出軌事宜上格外開明大度外，自有意識起，他幾乎分秒必爭地維護著舊代皇權的尊嚴。
此時西體入華，辛亥革命轟轟烈烈在舊中國燃起了星星之火，“削減髮辮”更是蔚然成風，已然到了看見“馬尾”當街強剪的地步。
雖然，以其個己之力無法蚍蜉撼樹，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凡出門，梁鼎芬定然要帶一頂長長的風帽，將長辮遮擋的結結實實。
此舉引得都督黎元洪哂笑，在其入鄂參加端方葬禮之時，更是向手下人提議：
“我請他來赴宴，你們將他的辮子剪了如何？”
此舉得到了大力響應，此時推翻封建大山的運動轟轟烈烈，國人的愛國之心總是處於亟待噴發的關口。
同盟會成員，辛亥革命元勳曹亞伯興奮攬下了這個任務，仔細糾結人手，準備施行。
他來到梁鼎芬暫時居住的旅社做客，話還未說兩句，便將其帽子一舉掀翻，梁鼎芬大驚，急忙雙手護住發頂，可為時晚矣。
安靜靜待在側旁的幾名壯年男子一擁而上，鎖手的鎖手，按腳的按腳，剪頭的剪頭。
“咔嚓”！
“咔嚓”！
“咔嚓”！
鐵剪與髮絲產生截斷反應，在梁鼎芬絕望的叫喊聲中，他蓄了五十幾年的馬尾辮就這樣脫離發頂，如那末日的皇權，墜落於地，歸宿在塵。
曹亞伯與一眾助手滿意頷首，見完成任務，便揚長而去，徒留梁鼎芬一人，抱著風帽，哀哀哭泣。
這件事給他留下了相當嚴重的心理創傷，當晚，他便不管不顧地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車，給武漢留下了一顆破碎的遺老之心。
即便用當時稍微先進一些的眼光看來，梁鼎芬的反應，也未免有些太過。
不過，看過他過往種種行徑後，便會感覺，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
公元1885年，時任翰林院編修的梁鼎芬被連降五級，被貶至太常寺做了一名六品的司樂。
此次被貶出乎了他的意料，後路不定，前路未知，成婚已五年，妻子龔氏的安置，也成了他的心頭大事。
不過26歲的梁鼎芬雖說正是年少輕狂之時，但是憑藉其不俗的能力與崇尚皇權的個性，在朝廷中倒也犯不上什麼大錯。
除了愛彈劾高官之外。
晚清官僚之風甚盛，內有民賊，外有強敵，一品名臣尚有偷生之輩，下屬小官更是多有潦草度日之輩，像梁鼎芬這樣熱血的小官倒是少見。
而他此次被貶，多半與一年前他彈劾李鴻章有關。
1883年，中法戰爭在中越邊境打響，還以陸軍作戰為主、冷兵器為輔的清軍自然抵擋不住法軍的狂轟亂炸。
儘管如此，作為主將的馮子材等人依舊全力抵抗外侵，憑藉兵法以及主場作戰的優勢，與法軍的交手，一時膠著，難分勝負。
可就在此時，遠在北京的李鴻章，卻上書力主“外須和戎”。
李鴻章作為晚清重臣，愛國之心自然不必多疑，他數次遊走國外，與大多京官相比已足夠見多識廣。
戰局未定，誰也不知道前路何為，此時的大多數臣民，包括帝與太后，都選擇性地相信這位老臣的判斷。
可梁鼎芬卻怒了。
1884年，他上書光緒帝，奏摺中對李鴻章大加批判，稱其貪庸驕橫，罪惡昭彰，有八殺之罪，言辭極盡痛心疾首之詞。
此舉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不過小小京官，何敢如此彈劾朝中一品大臣！
李鴻章見多識廣，浸淫官場幾十年，面對這等彈劾，他安之若素，反應不大，執政者，倒是不滿了。
眾所周知，晚清雖有皇帝，但自咸豐之後，大權幾乎全部落在了慈禧手中。
梁鼎芬的奏摺中，除了對李鴻章本人大加批判外，言語間也頗有些指責當權者“識人不清”的意味。
從他日後的行為來看，其對封建皇權的推崇近乎痴狂，所以故意諷刺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對於上位者來說，這已經算是藐視皇權了。
作為清朝的“公務員”，只要不犯通天的大錯，哪怕偶有失責失職，也無傷大雅。
不過這樣直插慈禧肺管子的做法，還是差點讓他斷了三根肋骨。
據說，上“幾催重譴”，幸好尚書閻敬銘求情，稱其不過書生意氣，才只讓他降了五級，逃脫了牢獄之災。
梁鼎芬有些實心眼，他出身微末，父母早亡，早年扎進書堆中，才順利登科，雖不是什麼大官，但是他效忠之心肉眼可見。
用“汙謗重臣”的罪名將其降級，讓初入官場不久的梁鼎芬有些洩氣。
他頗有些憤青的特徵，自認無錯，卻也難撼巨樹，只得上書請假歸鄉。
他的本意是回到家鄉某個看得過眼的職位，立足腳跟後大不了從頭開始。
只是，他心疼妻子大家閨秀，怕是難受奔波之苦，那便只能讓其留在京師，待他安穩後再度接她團聚。
只是，官家女子一旦嫁人，終生皆要仰仗夫婿子女，梁鼎芬深知，他走後，妻子在眾狼環伺的京城必然處境艱難，還是要找一位信得過去的朋友幫忙照顧。
找來找去，他將目光，定位在了好友文廷式身上。
其實，找人的過程並不艱辛，文廷式與梁鼎芬，私交甚篤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二人早年皆就拜於大儒陳澧門下，論起來，稱得上是同門師兄弟。
二人雖同入官場，但在私下常以兄弟相稱。
梁鼎芬上書歸鄉後，曾與文廷式講明其間關竅，他曾在給友人信件中提及此事：
“星弟（梁鼎芬字星海）處之泰然，十分難得......現定於八月回南，謀潮惠書院一席，如能如意，明正乃接眷屬......”
文廷式出身官宦家庭，相較前路艱難的梁鼎芬來說，他官路亨通，順暢通達，又因情商穎悟絕人，能力優秀出眾，深得光緒皇帝器重。
有這樣的人照顧愛妻，梁鼎芬心中熨帖，放心地收拾輕裝，回了家鄉。
可誰知，與愛妻的這次分別，竟是他以夫婿身份最後一次與她見面。
按理說，作為梁鼎芬的夫人，大小也該尊稱一句“梁夫人”，但是後世將其稱作“龔夫人”，原因就在於這次分別。
梁鼎芬與夫人成婚於1880年，那年的他不過21歲。
3月，其參加科舉，會試中一舉得了貢士之名，文采出眾、頗有遠見的他引起了王先謙的注意。
王先謙乃清末學術大家，為人古樸卻是個難得專心追求儒學的文學家，學生甚眾，雅名盛傳。
而他，還有一個身份，就是龔夫人的舅舅。
科舉登科者多被人看做是乘龍快婿的最佳人選，常常惹人爭搶，傳言雖誇張，但並不算離譜。
龔夫人與梁鼎芬一樣，幼年失怙，母親帶著兄妹幾人住在長兄家，對她而言，舅舅儼然就是另一個父親。
舅舅有意將其嫁給前途無量的科舉才子，她並無意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媒妁之言，彼時對天下女人而言，是不得不從的規矩。
4月，梁鼎芬參加殿試，中二甲，正式進入官場，甚至連婚事，也有了著落，一時之間春風得意，喜色甚重。
龔小姐雖只剩單親，但出身官宦世家，身姿才華在未出嫁的女子中可謂佼佼者，嫁給梁鼎芬，嚴格來說，算是下嫁。
同年8月，梁鼎芬與龔小姐成婚，距離前者中舉，不過5個月。
夫妻二人成婚前從未見面，彼此之間也沒有什麼堅實的感情基礎，但是成婚後琴瑟和鳴，舉案齊眉，也算是一對人人豔羨的神仙眷侶。
龔夫人長相甚美，舉止優雅得體，為人嫻靜雅緻，更有其他女子少有的文學造詣，真可謂是如花般的女子。
梁鼎芬則恰恰相反。
他身量不高，長相平凡，後期更是因崇尚“美髯”蓄起了大鬍子，左看右看，二人在面相上都不怎麼相配。
只是，梁鼎芬為夫頗有責任心，對妻子甚為愛護，二人成婚五年未有子嗣，他也從未責怪過龔夫人。
便是被貶五級，無奈另尋出路，他也首先將夫人的後路考慮好，交給了與妻子相處也十分融洽的文廷式。
梁鼎芬離開京城後，四處尋找出路，他本身有大才，也不缺機會，很快便在張之洞處安下身來。
從京官到幕僚，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落了級，可梁鼎芬卻不以為然，做得相當起勁。
他助張之洞創新刊、離維新、鎮起義、建書院，成為了其身邊相當有名的智囊，甚至還有個“小之洞”的名號。
可其在這邊“打江山”，京城的後院，卻失了守。
龔夫人與文廷式，在一起了。
這裡面的“在一起”囊括了全部含義，包括個性、愛好上的靈魂碰撞，以及生理、世俗上的衝破牢籠。
妻子與好友同行同住，便是那時的車馬再慢，也阻擋不了流言蜚語的盛行，梁鼎芬知道後，完全不可置信。
可事實就擺在那裡，不由得他不信。
兩位互有家室的男女竟然住在了一起，不論何時何地，都是一件極其不妥，甚至有辱門風的惡劣事件，一時之間，不管是市井小民，還是高官大戶，皆以此為恥。
當然，文廷式作為朝中高官，龔夫人作為官家小姐，這等極其隱秘的豪門恩怨自然不可能大肆討論。
從史料中就可看出，關於這件事影響極其深重，記載甚少。
但是從一些流露出來的隻字片語中，也可窺得幾分真相了。
一手促成梁龔婚事的王先謙就曾在信中大罵文廷式：
“文廷式狗彘，亦得內閣中書乎！星海比匪，可為切齒。”
劉體智也在《異辭錄》中提及此事：
“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終身居學士家……”
文廷式曾被提拔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學文獻中，凡是提及此事的，大多數都流露出些許嘲諷意味。
而三位當事人似乎沒有什麼大的輸出。
文、龔二人不守信義在先，沉默無言倒在情理之中，怎麼梁鼎芬也安安穩穩接受了這個結果呢？
有傳言稱，梁鼎芬得知訊息後，曾回過一次京城的家中，三人再度見面，情景本該尷尬無比，可事實，卻驚掉了眾人的下巴。
梁文二人正宛如許久未見的老友般高談闊論，龔夫人在他們二人身邊為其倒酒添茶，好一副兄友弟恭，妻賢夫雅的做派。
只看這幅畫面，誰能想象幾人之間的關係已經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呢。
未留多久，梁鼎芬離開了曾經的家，再度踏上旅程，可這次，卻沒有了“後顧之憂”。
文廷式與龔夫人雖承受流言蜚語深重，但是並沒有影響到二人的感情，她甚至還為他生了三個兒子。
不與前夫離婚，不與現任結婚，照常生活生子，頂級的不清不楚也就如此了。
後來的故事有些戲劇化。
文廷式將龔夫人帶回了自己的老家江西。
龔夫人既是他人之妻，又為文家誕下子嗣，儘管文廷式對她的愛護始終如一，但是畢竟，這不是兩個人的事。
文家始終不承認這個女人和她生下的兒子，染指朋友之妻已然是枉顧世俗，更何況家中還有一位三媒六聘娶回來的正妻呢。
堂堂大家門戶出身的龔夫人，竟連妾也算不上。
二人三位子嗣中，文公直是最知名的一位。
他曾官至少將，脫下軍服著長衫，成了一名手掌筆鋒的作家，留下些許文獻，其中稍可瞭解其家庭處境。
“餘生乃為家族所歧視。在宗法社會之高壓下，歷盡難言之慘苦。”
先人頭腦一熱的衝動尚且波及後人，更何況如此醜事，怎會不為幼兒留下滔天陰影。
1904年，文廷式去世後，龔夫人及三子生活尤其慘淡，文家不贍養，龔家不接納，她只得向前夫求援。
梁鼎芬也是個爽快之輩，闊氣抽出三千兩，交予龔氏，助其渡過難關，供養子女。
若這稱不上深愛，那便只有腦子壞掉一個原因了。
當然，誰也不能說他的選擇是錯誤的，畢竟聽說過樑鼎芬與妻子的故事後，不少人依舊會舉起大拇指稱讚一句“有情有義。”
讓人疑惑的是，眾多野史記載中倒是多次提到了這個故事，不過其中的言之鑿鑿，倒是不知是哪裡起源了。
不過又有誰會在乎呢。
畢竟，一個主動給自己帶綠帽子的男人，和一個從前夫伸手供養與現任子嗣的女人，更讓人感興趣不是？
古往今來，任何代表著歷史變革的大事，從不單純落在具體的“時間”和“人”身上。
可偏偏總有一群人，在不自知中承擔了作為“主角”的任務。
梁鼎芬與龔夫人是時代的一個縮影，正如梁鼎芬被隨意扔在地上的那條辮子，對某個人很重要，而對某些人，是棄之敝履的存在。
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難能可貴的在一個19世紀的中國故事中看到了勇敢與寬容。
誠然，文廷式龔夫人失信失義，梁鼎芬愚忠痴昧，對上敗壞門風，對下不守責任。
可對他們自己來說，對彼此的互相諒解，又何嘗不是一次敲山震虎般的選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