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熙：講真話被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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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01
在中國古代官場上，敢於說真話的官員，往往結局不太好。這是由古代封建政治體制，以及中國式的人情社會特點所決定的。尤其是越接近皇帝的大臣，越是逃不開上述規律。
真正能常伴帝君左右的，都是些八面玲瓏，善於察言觀色的人精，他們是天生的“政治家”，只要打好情商這一副牌，就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在他們眼裡，話術沒有真假之分，只有好聽難聽之分。他們永遠把握一個原則：只講好聽的話。
當然了，敢說敢言、只說真話的官，也不是從頭到尾都處境不佳，而是階段性地好一陣壞一陣，但最終大多以處境慘淡收尾。原因很簡單：
起初的時候，他們說的真話，總有些會說到朝廷上司或皇帝的心坎裡去，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真話都是難聽的，有的真話也可以很悅耳。即便彼時說出來的真話，也屬於“忠言逆耳”型別，開始的時候也都容易被接受。
退一萬步講，貴為帝君者，總不至於心理太脆弱，就算是礙於情面，一開始也得對講真話的人予以鼓勵。所以，大凡“直言不諱”、“為民請命”、“忠君逆言”的官員，一開始都是受到了某種形式的鼓勵或嘉獎的，這是他們處境尚佳的時候。
但是，講真話的官員，一旦第一次說出了逆耳式的諫言，真的刺激到了帝君，禍根就此埋下。若能有所察覺或自律，就此打住，改變說話風格，尚可無虞。否則，什麼時候引爆這顆地雷，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前面鋪墊了這麼多，就是為了引出本文的主人公，清道光年間一個叫做戴熙的皇宮裡的高官。根據歷史記載，戴熙因說真話得罪皇帝的次數並不多，但就有那麼一次，刺激到了道光帝，結果就痛失大好前程了。這個教訓過於慘重，所以筆者在前面詳述講真話的演變趨勢，大有必要，——這幾乎是一個理論基礎。
02
戴熙是浙江錢塘人，道光十二年的進士。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不到四十歲的戴熙，已經入直南書房了。這是一次了不得的權力進階。
戴熙
有必要解釋一下。清代皇宮有一個上書房，還有一個南書房。它們有什麼區別呢？這麼說吧，上書房是皇太子讀書的機構，大臣若能在此就職，等於進入了未來的權力通道，畢竟皇太子遲早要成為皇帝的。
而南書房則是皇帝本人的文化會所，帝君在此閱讀、吟詩、作畫等，皇上所有跟文學相關的文藝活動，都在此進行。可想而知，在此當值的大臣官員，跟皇帝本人的接觸頻率有多高，接觸距離有多近。進入南書房，相當於進入了大清權力核心圈子。
南書房是由康熙皇帝設立的，因為他意識到，滿清政權要統治好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中國，皇帝本人必須要通曉漢文化亦即儒家文化。因此，凡是在南書房值班的大臣，都是清一色的漢族官員，而且是進士出身的貨真價實文化人。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清末。
顯而易見，戴熙就是憑藉自己的真才實學進入南書房的。所謂“入直南書房”，就是進入皇宮，在南書房當值的意思。所以，戴熙是一個真正在皇宮裡上班的人，而且成天在南書房陪伴道光皇帝，其權力視野可見一斑。
戴熙不但陪道光皇帝讀書，更重要的是，他能詩善畫，書畫水平達到了大家級別。也因如此，道光年間皇宮裡的書畫，大多出自戴熙的手筆。道光皇帝本人也喜歡賞畫，所以對戴熙益發看重。
經在南書房跟道光皇帝密切接觸一段時間，被後者視為“愛卿”之後，同一年，戴熙被派往廣東歷練，任廣東學政。這一任命，飽含了道光皇帝的政治用意。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裡介紹過，一個省的學政屬於京官範疇，類似於欽差大臣，他的朝廷級別跟巡撫幾乎是平起平坐的。總督、巡撫、布政使等，處理本省軍政事務，通常要跟學政商量著來。
道光十八年，皇帝已經意識到了鴉片在中國肆虐的危害，禁菸的念頭呼之欲出。儘快將林則徐派往廣東禁菸，早在道光帝的計劃之中。此時先行將他信任的戴熙派往廣東任學政，就是為了後一步讓他密切配合林則徐領導禁菸。
果不其然，同年11月，道光將林則徐派往廣東禁菸。關於林則徐禁菸，這段歷史大家都熟悉了，不贅述。關鍵要指出一點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時任廣東學政的戴熙，在諸多方面配合了林則徐的禁菸工作。
戴熙在廣東的任職經歷，包括輔助林則徐禁菸，我們都略過不談。重要的是，要強調一個細節：戴熙前往廣東任職臨行前，道光皇帝苦口婆心對他說了這麼幾句話：“古人之作畫，須行萬里路。此行遍歷山川，畫當益進。”
皇帝說的話通俗易懂，就是鞭策戴熙多走多看，進一步提升繪畫水平。這是公事公辦之言嗎？當然不是。這句話簡直飽含了一個皇帝對一名臣子的寵溺之情。
另外這話聽著就有潛臺詞，道光皇帝的意思是：等戴熙完成廣東的使命，順便提高了畫技以後，有朝一日，還要讓戴熙回南書房陪他賦詩作畫。事實證明，多年以後，戴熙果然回到了南書房。
03
關於戴熙的官場簡歷，我們長話短說。
本來道光皇帝想讓他完成廣東學政的任期，就回到皇宮的。但戴熙或許另有想法（厭倦了陪皇帝讀書也未可知），又或許他真的就這麼孝順，反正他等學政任期一結束，就提出了要求：“請求終養。”什麼是終養呢？就是回家奉養年老的父母。
這種以盡孝心為說辭的話，不管是不是出於真實目的，皇帝都不好反對。畢竟大清政權，也要以儒家文化治天下，違背孝道精神的事，皇帝也不敢輕易做。就這樣，戴熙回老家待了些年。
等戴熙回到官場時，已經是道光二十五年了。他先是復任廣東學政一段時間，道光二十六年被皇帝“逮回”京城任內閣學士去了。離開廣東前夕，他提筆寫下了“歲進士”這塊匾。
清·道光二十六（1846）年 【歲進士】匾 戴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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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道光二十八年，戴熙任兵部侍郎，距離大清權力中樞更進一步。重要的是，道光終於提出了他的真實想法：“戴愛卿還是兼值南書房吧。”
由於是兼任南書房的職務，戴熙沒有理由拒絕。於是，戴熙重回南書房。熟悉的味道，一樣的配方。但戴熙的想法卻未必跟以前一樣。
怎麼說呢？以前入直南書房是正職，現在只是兼任，他不想在這方面耗費太多心力。戴熙認為，自己的真正職責，是兵部的事務，那才是事關國家的大事。進士出身的文人，哪個不想參與歷史的宏大敘事呢？所以，他明顯的，把心思放到了大清軍務領域。
問題是，在道光皇帝看來，軍政事務自有軍政大佬們管轄，他之所以看重戴熙，無非是南書房那點事。如此一來，君臣之間的罅隙，就在心裡埋下了根。後來戴熙因在軍政事務方面說真話，得罪了道光皇帝，其背後的根本原因，在筆者看來，恰恰是因為戴熙對南書房事務的不重視。
話不多說，直接上主料。眾所周知，林則徐禁菸之後，中英的矛盾更深了。英國人挾軍隊勢力，試圖在廣東入城、入境，而大清軍民竭力阻止。
雙方僵持了數年，談判了多次，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最終英國人決定暫時不提這事了。為什麼呢？因為廣東民風彪悍，全民抵制英國人，英國人也怕了：“水能載舟，亦能煮粥。”帝國主義勢力，最怕的就是民意的力量。
問題是，道光皇帝以為英國人的暫時退卻，是兩廣總督徐廣縉，和廣東巡撫葉名琛的功勞，對他們大行嘉獎。道光皇帝覺得，英國人對廣東的威脅，宣告解除了。
很有可能，徐廣縉和葉名琛誇大了自己的作用，又或許他們誇大了民眾的震懾作用。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戴熙都認為不符合實際情況。他作為在廣東任職多年的前學政，自認為很瞭解廣東的情況。
於是戴熙就跟道光皇帝說了：“不管是廣東民眾還是官兵，都不能長期阻擋住英國軍隊。英國人只是暫時退卻。我們應該從舉國戰略的層面，深謀遠慮，未雨綢繆。想好應對英國人的良策。”
04
看吧，就這麼一件事，戴熙的真話之辭觸到了道光皇帝的心理機關，後者簡直火冒三丈。筆者認為這其中有兩點微妙之處：一是戴熙的危言之說，打到了道光皇帝好大喜功的顏面；二是戴熙在南書房消極，而在兵部事務中積極，也令道光帝心生不快。
不管怎麼說，就這麼一件在我們今人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講真話事件，戴熙被道光皇帝打入了“冷宮”。
站在戴熙的角度立場看，身為大臣，今天被皇帝重用，明天失去重用，都是正常之事，不但能接受，也有心理準備。關鍵是，褒獎也好，貶官也好，他希望道光皇帝快人快語、公開宣佈就好了，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戴熙作為一個直言之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道光皇帝的思維方式跟他完全不一樣。道光皇帝的怒，並不是掛在臉上的。道光皇帝採取陰柔大法，讓戴熙下不來臺：
道光帝先是下旨要求，皇宮上下整頓書畫作品，尤其是寫有貼體詩的書扇，一律焚燬。而這些貼體詩，基本都是戴熙寫的，畫也是他畫的。什麼是貼體詩？用近代文化大家周作人的話來說：“試帖比八股要古得多，而且他還是八股的祖宗。”
也就是說，貼體詩很考驗古文功力，但其實很死板，處處講韻律對仗，估計道光皇帝難以掌握貼體詩的竅門，也欣賞不來。所以道光帝在震怒之下，首先想到的整治戴熙的手段，是拿他的書畫作品開刀。可見，為了南書房那點事，道光對戴熙積怨已久。
其次，道光皇帝又命南書房的人書寫一批皇宮用的匾額。以往這種事，戴熙都是當仁不讓的主筆。但道光皇帝特意指派另一個南書房的大臣來書寫，並交待此人，萬萬不可交給戴熙書寫，理由是：“戴熙經常寫錯別字。”怎麼說呢？這個理由令人啼笑皆非。
戴熙當然也知道，這是一個訊號：道光皇帝要疏離他了。表面上是因為他在中英對峙事件上講了真話，或發表了不見得對、也不見得錯的意見，但真實的原因，誰知道呢？戴熙也懶得去猜測了。文人的風骨，無論如何還是要保留的。於是他索性請求辭官。
誰知道道光皇帝更怒了，他的本意是要戴熙服軟，但後者卻以辭官應對。事已至此，君臣雙方誰都沒了退路，無可挽回。道光帝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再降了戴熙的官品，讓他在三品京堂的官品級別上隱退了事。
三品京堂，對一個隱退養老的前官員來說，這個級別也算不低了，待遇水平至少衣食無憂。這也算是道光皇帝對戴熙僅留的一絲溫情吧。
最後說一說戴熙的晚年境況：
咸豐年間，太平軍攻打杭州城，本在杭州老家衣食無憂、閒散養老的戴熙，以一個“退休老幹部”的大清政治覺悟，奮起抵禦。
他不但親自帶頭並號召鄉紳們捐款捐物，組建民團對抗太平軍；還積極為浙江官府出謀劃策，在軍事上為清兵出了不少主意。後來他更是率領民團親臨前線，加入戰鬥。杭州城被太平軍攻破後，戴熙帶領弟弟、兒媳、外甥等投水自盡。
筆者想說，戴熙對大清皇權的忠心，以及他本人的結局，實在是令人唏噓。無關是非，僅僅是出於對歷史的慨嘆。而戴熙的人生際遇，也是古代封建帝制環境下特有的現象。自民國初期新文化運動以來，講真話已然成為深入人心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