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第一帝國與秦帝國的命運很像，都是盛極一時，國祚都很短，在他們的帝國滅亡後，他們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都成為了歷朝歷代（各國）的基本藍圖。
不同的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奮六世之餘烈，秦國有著豐厚的家底，而法國卻是在動亂中不得不“以不斷的戰爭代替不斷的革命”，導致拿破崙的軍事征服功虧一簣。秦始皇本人並沒有見到他所建立的帝國崩潰毀滅，而拿破崙則在幽禁中渡過了晚年時光。
很多人詬病拿破崙，是因為他建立的帝國的政治制度是軍事獨裁，後來又做了皇帝，軍事行政一把抓，集權統治，可是在性質上，法蘭西第一帝國是資產階級政權，他們建立的所有的制度，都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拿破崙上臺之前，法國大革命有好幾派截然不同的勢力秉持國政，像吉倫特派、雅各賓派，執行過溫和的、冒進的、甚至於是恐怖的政策，直到熱月黨人建立的督政府，法國政權一直處於不斷的更迭之中，政局動盪不安，政策左右搖擺，史稱“鞦韆政策”。
當時的法國內憂外患，外國勢力對法國的革命如鯁在喉，生怕本國人民也有樣學樣，把他們也給推上斷頭臺，因此他們就組織了反法聯盟，與法國的保皇黨裡應外合，準備顛覆法國的革命政權，
要消除動亂，實現穩定，必須採取暴力手段，在當時，選擇共和制度顯然已不適應形勢的需要。要想迅速達到穩定，只有暫時跳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圈子，建立集權統治，才能順潮流、合民意。
於是，建立軍事獨裁政權就成為保衛和鞏固大革命成果的必要手段。從這一角度看，拿破崙軍事獨裁統治與大革命有著深刻的一致性，儘管德意志的貝多芬等人對拿破崙的崇拜因為稱帝事件受到影響，但是拿破崙當皇帝這事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情勢和人民願望的。
站在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的角度，由民主共和制度向軍事獨裁轉變，與大革命創立的自由、平等、人權等原則完全相悖。軍事獨裁體制是大革命的對立物，不是資產階級管理國家的正常方式，只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一旦實現穩定，就要恢復議會政治，否則就要遭到倒臺的命運。
從這一角度說，拿破崙政權克服混亂、實現穩定的成就越大，步伐越快，它的壽命就越短。拿破崙帝國如果沒有被顛覆，最終也會被人民革命推翻。
在資產階級革命程序的規律的角度，如恩格斯所說：為取得完全成熟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果實，必須使革命遠遠地超出這一目的，使更激進的派別執政，採取更激進的措施，才能實現革命的目的。當這個目的實現後，便要從超出革命既定目標的那些步驟上退回來，而且一定要退到成熟的基點上去。
拿破崙雖然用帝制取代了共和制，改變了政體和官制，這與其說是形式上的改變，倒不如說是一種新的穩定。因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未變，資產階級的施政方針未變，它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
政治上，拿破崙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新型國家權力機構，頒佈了《民法典》，使高度集權與嚴密的法制相結合。
拿破崙改革了政治體制，發展農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既結束了恐怖年代的經濟立法，又為振興資本主義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軍事上，多次打敗了反法同盟的進攻並粉碎了王黨叛亂。同時，在文化教育上，鼓勵科學研究和技術教育。
至於拿破崙的對外戰爭，既有明顯的反對外國武裝干涉、保衛大革命成果的性質，又有強烈的侵略擴張性質以及與英、俄等國爭霸的性質。特別是前期對外戰爭在本質上是歐洲兩種社會制度的交鋒。總之，拿破崙時期，不僅是大革命穩定和鞏固時期，而且是一個發展時期。
拿破崙政權的滅亡，根本上是這一政權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即克服混亂，實現穩定，結束大革命時期超出革命目標的過激政策。
獨裁政權不能長久適應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失去了繼續存在的條件，終於在內外勢力的進攻下倒臺了。
拿破崙不僅透過戰爭手段將法國的資產階級思想傳播到了波蘭、荷蘭和西班牙等附屬國，而且為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障礙。此外，《拿破崙法典》不僅明確肯定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度，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私人所有權是絕對的和受到法律保護的，而且法典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契約關係”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並充分保障了契約自由和契約的法律效力。
拿破崙將此法典帶到了所有的被佔領國和地區，這不僅對歐洲封建秩序起到了瓦解作用，更推動了法國資本主義所有制的鞏固和發展，破壞和動搖了舊農奴制歐洲的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在拿破崙之後，歐洲的封建制度逐漸不得人心，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在歐洲大放異彩了起來。拿破崙自己曾經說過：“我一生中真正的光榮並非是打了40多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一切美好的記憶，但有一樣東西不會被人們忘記，他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恩格斯指出：“這部法國革命的法典，直到現在還是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在財產法方面實行改革時所依據的範體本”。
拿破崙時代是一個劃時代的革命，如秦始皇建立的君主專制政體一樣，他們在性質上都是政治革命，建立起與前代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用了過量的軍事征服手段保障革命的順利實施。隨後，在革命成果適應性調整的過程中被外力或內部壓力給推翻。
如今在歐洲，對拿破崙的評價通常都很高。法國如今在國際社會上，尤其是國際人文方面的自信，與拿破崙時代鼎盛的國力不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