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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中國流行的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原始出處在這裡

三十年前中國流行的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原始出處在這裡

愛護孩子賈縣長

秦漢開始,這類職能全化為州縣衙門的法定責任。《後漢書·賈彪傳》記載,賈彪當新息縣縣長時,城南發生盜殺,城北發生溺嬰。賈彪吩咐驅車案驗,掾吏認為兩者相比,自然是盜劫害人重要,準備帶他去城南,賈縣長髮火道:“寇賊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數年間,新息縣增添了數千小生命,都說是靠了賈縣長才得生存,於是男孩全取名“賈子”,女孩全取名“賈女”。

三十年前中國流行的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原始出處在這裡

在鼓勵生育的同時,越國也強制早婚。規定:“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從越國計生政策來看,如今流行的年齡懸殊的“姐弟戀”“黃昏戀”均被嚴格禁止,青壯男子不能娶年齡大的女人,老男人則不準娶年輕女子。不僅如此,對未婚嫁適婚子女的父母,還要治罪。

三十年前中國流行的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原始出處在這裡

寓意多子多福的年畫

獎勵多生孩子的家庭,這只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強制早婚。

在古代中國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時期法定適婚年齡是男子30歲,女子20歲。但在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時期,適婚年齡往往被大大提前。

如春秋時的齊國,便推行男20歲、女15歲的政策,鼓勵國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將女子婚齡提早到13歲。除了降低婚齡,古代中國有的朝代還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婦、寡婦再改嫁”這樣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體面、女子“從一而終”的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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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觀音

唐太宗李世民剛一當皇帝,便在貞觀元年(627年)的正月釋出了《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鼓勵生育,還動員富人贊助娶不起老婆的窮光棍,將計劃生育的好壞、鰥寡人口的多少,作為地方領導幹部的政績指標,進行考核。

與今天一樣,為宣傳“計生”政策,古代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計生“標語”和“口號”,當然其主旋律是以鼓勵多生為主。鼓勵多生的口號有很多條,最深入人心、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的至少有兩條。一條是“多子多福,養兒防老”;再一條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人口漸多思想變

在古代中國,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人口過快增長帶來的嚴重問題,擔心“人滿”之患,於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號,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王梵志是唐初民間通俗詩人,生平坎坷,飽經憂患,50歲後皈依佛門。

他反對“多生”,提出重視人口素質教育的思想,以當時最流行的詩歌形式,用大白話寫出了不少計生“標語”。最有名的一條是其《大皮裝大樹》一詩中的一句“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意思是,兒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個能做事的就行了。二三十年前中國最流行的“計生”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最原始出處就在這裡。

到了宋代,有學者估算中國人口總數首次過億。在這種背景下,宋末著名學者、《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正式提出了“少生”“優生”、重視人口質量和整體素質的“計生”理論,與現代的人口和計生政策相當接近。年輕的婚齡觀一直延續到宋代才有上升的趨勢。北宋還依唐開元令,規定“男年十五歲,女年十三歲,聽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間已改為男年十六歲,女年十四歲。而實際婚齡,男多在二十歲左右,女多在十五到十九歲之間。

人滿為患憂慮多

到了明代末年,人們則對“人滿”之患有了較多的思考和憂慮。文學家馮夢龍說:如果每對夫婦總是生一男一女,永遠沒有增減,可以長久維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只增不減,如何來養活他們?

三十年前中國流行的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原始出處在這裡

清代乾隆末年,已屆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諭中表達了他對人口增長太多的憂慮:國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來太平無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十多人食用,生產的糧食已不可能像從前那樣充裕了,再加上廬舍所佔土地也在成倍增長,從事生產的人手少,消費糧食的人口多,這與百姓的生計很有關係。

倘若再因年成好,隨意浪費糧食,民情遊惰,田畝荒蕪,勢必有糧食不夠吃,而經濟窘迫的那一天,朕對此十分憂慮!

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自制定以來,對中國的人口問題和發展問題的積極作用不可忽視,但計劃生育一味的只控制人口數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國家嚴重的老齡化,未富先老的格局。

三十年前中國流行的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原始出處在這裡

獨生子女夫妻將被允許生育兩個孩子。但隨著教育程度與經濟水平的提高,中國許多城市也面臨著與發達中國同樣的窘境:年輕的夫婦越來越不願意養育太多的孩子,甚至放棄生育的計劃來換取較富裕、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