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他們三人中，誰才是主將，那要從他們的官職和假節與否來分析。當時張遼是蕩寇將軍；樂進是折衝將軍；李典是破虜將軍。就算引用日後曹魏的官品來比較，也不會得出結果，因為皆是五品。（當時曹操應該沒有官品的標準，否則不會鬧出三品的平狄將軍張郃遷至五品的蕩寇）
那麼能否以祿秩或印綬來決定呢？秦漢以來，祿秩，也就是官員的俸祿，即多少石，慢慢演化成衡量官員之間的尊卑、高低。當然也有例外，刺史只是六百石而太守為二千石。但判斷武將高低，沒有太多的特例。但無奈他們三人所居之職到底為多少石，史無明言。
若他們其中一人有像朱治日後拜為安國將軍那樣，是金印紫綬，那基本可以確定他才是主帥。不過如同祿秩，不太清楚。唯一一個能肯定的是，張遼和樂進皆假節，而李典可沒有，這就確定了李典的地位差距。日後合肥之戰中諸紀傳中，記錄曹將的名字是張遼，而不是一同出征的李典就可反證這點。因此張遼和樂進這兩個同級將領，是當時合肥的最高軍事長官，情況直至合肥之戰前。正是因為這情況，所以曹操又行趙儼般的舊策，遣護軍薛悌來協調諸將，使他們能統一行動。
此時樂進能否已是右將軍呢？曹操除了對初歸附的受予將軍號、封爵外，近乎沒有同年遷官增邑之例（為守相的加將軍號除外），所以十八年增邑的樂進不太可能再遷。順道一提，自從於、樂、張三人同時被曹操表為將軍後，于禁也就中梅成偽降計後運運糧增邑，所立戰功不如張遼與樂進，不太可能遷官比二人快；漢廷沒有兩個健在的人同任一將軍之例，時有左將軍公孫康，于禁的左將軍，也只能是魏王國的左將軍。
至於駐軍總數，《太平御覽》卷309引錄《三國志》原文，少了一個“七”字，變成千餘人，但以成書時間更早的百科類書籍《通典》來作比較，《通典》也是記作七千餘，應該是《太平御覽》抄漏了。《文選．陳孔璋》的《檄吳將校部曲文》是寫作五千餘人屯合肥，但這類檄文的數千基本是隻能怍參考，誇張成分很重。己方勝仗當然是越少人，才越能顯出我方將領士卒的質素和對方的無能。故此還是見於史書多處的七千餘為準。
曹操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沒聽揚州別駕蔣濟“百姓懷土，實不樂徒”的勸說，硬令百姓內遷，結果造成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此時皖城實為孤城一座，但呂蒙則看出皖田肥美，豐收的話，城眾會增加這個禍害，便勸孫權儘早剿除。
建安十九年閏五月，孫權主動向皖城進攻。本來孫權諸將建議作土山，以攻城工具進攻，但呂蒙耗時太久，讓皖城修好守備，合肥援軍也至，此時便不可圖。何況他發現城不甚堅固，可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孫權採納。呂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呂蒙以精銳為後繼。甘寧手持練索，身先土卒，攀緣上城；呂蒙手執鼓槌，親自擂鼓，士卒皆騰躍奮進。孫權軍在早上發動進攻，於午膳時便破城，俘朱光，降男女共數萬口。
這一戰破城之快，還入選了《百戰奇法》中的攻戰，可看成攻城戰中的教材。與吳軍的攻堅能力相比，實出乎意料之外，讓張遼的援軍也來不及救援，兵至夾石時，聞皖城失守的訊息，只好退兵。
《讀史方輿紀要．南直八．北硤山條》雲當時張遼築壘硤石南而還，謂之南硤戍。日後石亭之戰曹休兵敗，賈逵據夾石，擊退欲斷曹休後路的吳軍；再以兵糧給曹休，曹休軍乃振。所以顧祖禹稱此山為：控扼要口，北距廬、鳳，南指江、黃，此為通道”，這也證明張遼有一定的地理常識，看出這是兵家必爭之地。不過話雖如此，合肥駐軍才七千餘，自身兵力尚且不足，根本無力屯兵於此為合肥的前哨。
皖城失守，自此合肥基本已是無險可守，這一戰的屈辱，張遼在一年後便償還予呂蒙和甘寧，地點正是他所守的魏東線重鎮－－－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