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迷信？所謂迷信是對未知的恐懼，科學的研究，可以直觀的破除迷信，迷信不同於信仰，又類似於信仰，曾經有哲學家說過，一個民族，若可以憑藉信仰戰鬥，就擁有雙重武器，可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有人認為，考古是為了回家，回到歷史最原始的家，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瞭解歷史，正是秉著這樣的堅守，郭沫若在做好文學工作的同時，也從未放棄他熱愛的的考古，今天我們要說的是郭沫若先生挖掘定陵時的一些奇聞。
朱翊鈞是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為了其父子嗣中最為年長的，故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
朱翊鈞親政之後，深信張居正，開始各方面改革，經過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後張居正病逝，朱翊鈞開始執政，執政期間功勞也是非常大的，不僅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且鞏固了漢家疆土。
雖然軍費當時花費甚大，但戰爭結束之時，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萬曆帝開始沉迷於酒色之中，久而久之身體虛弱，上朝次數更是少之又少，在三大徵結束之後，朱翊鈞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覆，似乎更不感興趣了。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三月，萬曆帝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於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次日發喪，第三日頒佈遺詔，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十月初三，安葬於定陵。萬曆帝早年勤奮執政，刻苦鑽研，可惜不能堅持到底，若一直如此，或許會命久一些。
世人皆知，皇陵是神秘的，是不可侵犯的，而想要一探究竟，何嘗不是難上加難呢，在考古界一直是一大難題，一直都有考古學家在不斷的研究，可以說無人敢嘗試；
郭沫若
郭沫若
1956年，考古學家郭沫若申請要挖掘明萬曆皇帝的皇陵，這一訊息傳開之後，在考古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關注之人甚多，郭沫若還寫下了《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殊不知，郭沫若當時並非要挖掘明萬曆皇帝的皇陵，而是要挖掘朱棣的陵墓，若當時如實公開，影響甚大，於是改挖了定陵，定陵坐落於大峽谷之間，面對山峰渾圓的蟒山，定陵單單佔地面積就有182000平方米；
在此陵墓中還葬有孝端、孝靖兩位皇后，據說定陵在萬曆帝生前就已經開始建造，定陵建造甚是豪華，地宮是定陵的主要組成部分，建築面積1195平方米，並且據歷史記載，在定陵中擺放有長明燈。
定陵的建造花了長達六年的時間，耗用白銀八百萬兩，定陵建成之際，萬曆帝年僅28歲。直到30年之後才開啟，空餘時間就長達30年之久。
5月19日清晨，郭沫若攜各位考古學家找到了墓門，在此之前，他們已經使用洛陽鏟找了三個多月，功夫不負有心人，墓門終於找到，而又將面臨的另外一大問題，考古隊嚴重缺乏人手，無奈之下只好僱傭周圍村民，使其利用工具來挖開封土，而這也是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開挖黃帝陵；
在場的專家們都異常興奮，很快封土全部挖開，但由於缺乏文字資料，又有謠傳陵墓當中暗器、毒氣遍佈整個陵墓，且但凡進入陵墓的人無一人生還，雖不信謠傳，但考古專家們也不敢輕舉妄動，於是專家差人抓來活雞一隻，放入陵墓之中，待到第二天，再將那隻雞拉出來，看到那隻雞並無異樣，於是考古專家們便準備進入陵墓。
在進入陵墓之前，考古專家們還請來一位探路人，他就是當地的村民孫憲寶，古墓入口較小，孫憲寶體型嬌小，可以非常靈活的進入陵墓，進入陵墓之後，可見定陵總共七扇石門，石門非常厚重，單靠孫憲寶一個人的力量無法開啟石門；
於是考古學家們又找到很多的壯漢，將石門緩緩推開，再從門縫裡面鑽進去，沉睡了千年的帝王陵終於出現在世人面前，考古學家們感到非常的激動，一個個慢慢的進入陵墓，雖陵墓的光線非常的暗淡，但陵墓的主墓室裡卻金碧輝煌，各種金銀財寶、青銅玉器遍地都是，最為令人驚訝的是萬曆皇帝身著龍袍安詳的躺在棺木裡面。
因當時技術未能達到先進水平，導致陵墓中很多的文物都沒有受到很好的保護，大多數的青銅器都被氧化，最為可惜的是皇帝身上的龍袍也被氧化腐爛。讓很多考古學家感到非常的可惜。
而且從中還會丟失很多重要的線索，這也是當時考古的一大難題，由於文物在地下埋藏的時間較長，所以一出土就會特別容易氧化。隨著現代科學不斷的進步與發展，很多技術也已經問世，在考古期間可以更好的保護文物，不會像之前將文物氧化，考古學家們也在不斷的學習，將更多的知識運用在考古上面，相信不久的以後，我們對歷史的研究會突飛猛進。
迄今為止，我國已經開發了很多的陵墓，不管是黃帝陵還是高官貴族的陵墓，在陵墓當中的發現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對我們考古歷史有很大的作用，有很多人疑惑為何要考古，考古有很用，考古是自找家門，若有人問，你來自哪裡？
這就是考古最重要的所在，我們來自哪裡，祖先是誰？都是可以透過考古來尋找到的答案。有時還可以透過考古來探測出來很多的地理知識，比如陵墓發生的變化來判定發生過的自然災害等等，著名的兵馬俑，位於陝西西安，這就是考古學家在考古過程中發現的，所以考古是很有必要的，而在考古當中結合一些迷信與信仰也並非不可。
文/朱竟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