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明代文學家，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楊慎有以下主要特點：一是出身名門，楊慎的父親楊廷和是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歷仕憲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官至首輔。二是早年成名，楊慎24歲殿試奪魁，成為狀元。他的家鄉新都人常以“升庵科第”與“相如賦、太白詩、東坡文”並稱來稱讚他。三是博學多才，楊慎一生所學涉獵極廣、淵博浩渺。陳寅恪說：“楊用修為人，才高學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總結楊慎的治學之道，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多聞博見，知不若行
楊慎以學問廣博著稱，他在哲學、訓詁、歷史、名物考據、詩詞歌賦，乃至天文地理、戲曲音樂、古謠蒐集等很多領域都廣有建樹。楊慎主張做學問首先要多聞博見。我們知道，程朱認為“德性之知”是“大知”，“見聞之知”是“小知”，陸王也主張良知“不假見聞”而有，要求發明本心，從而貶低了見聞之知的重要性。楊慎則認為“耳目之官，聰明攸寄；百度萬物，悉在見聞”，所以他主張“聞不若見”“知不若行”。楊慎重視親身見聞和力行，認為直接經驗比間接經驗更重要。當然楊慎並未否定間接經驗，他認為認識有其過程，感性經驗必須“會之於心”，才能超乎聲色，從現象深入本質。但是如果一定要在邏輯上分出一個先後，那麼楊慎主張“知不若行”，他認為像書本知識等間接經驗必須“體之於身”才能化為“真知”。針對當時陸王心學空談心性的風氣，他提出“合博約論”，主張做學問要以“多聞博見”為根基，先博後約，由博而反約，最後合博約為一。他說：“無文則何以為禮？無博則何以為約？”又說：“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為雨，奚為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為實，奚為花之紛紛也？”
楊慎重視力行、提倡多聞博見，這種治學特點與他的人生經歷息息相關。如果按照常理常情不出意外的話，狀元楊慎會在官場順風順水，最不濟也可在翰林院做一個富貴閒人。但是造化弄人，他因議禮獲罪被流放南荒35年，這使得楊慎的人生軌跡完全改變，也改變了他認識世界的方式。突然的變故讓楊慎從雲端落入凡間，有更多時間遍覽名山大川和風土人情，有更多機緣接觸各種階層和現實人生。以上種種，使他反思和批判“德性之知”，並且更為關注見聞之知和多聞博見的重要性。
獨立思考，大膽懷疑
獨立思考，大膽懷疑，是楊慎治學的又一個重要特點。無論在治學還是生活中，楊慎始終保持獨立思考，不盲從權威。楊慎說：“古之學者成於善疑，今之學者畫於不疑。”他在此把“善疑”視為學者在學術上成功之開始，而把不經思考而盲目信從視為一種學術視野的桎梏，是非常有見地的觀點。就治史而言，楊慎認為正史並非全部可信，必須經過考證。
一般而言，多疑者往往自大而偏執。楊慎雖然力倡善疑，反對迷信權威，卻並沒有走向偏執和極端懷疑，那是因為楊慎之懷疑精神是建立在獨立思考基礎上的，並非為懷疑而懷疑。獨立思考基礎上的懷疑精神，恰恰讓楊慎走向客觀、公允和包容。例如楊慎主張詩賦要豔麗，文章要華美，極力反對理學家們所創作的所謂哲理詩或者理氣詩。他批評陳白沙的理氣詩“殆是《傳燈錄》偈子，非詩也”。但是他對於陳白沙的古詩卻大加讚賞，認為境界沖淡，有陶靖節遺意。他對李夢陽、何景明等當時文壇領袖的評價也大抵如此，有褒有貶，持論公允，絕不因其所短而忽視其所長。
楊慎獨立思考的精神，除了源於天性與家世傳統之外，與其見識廣博也密切相關。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見識越廣就越不會夜郎自大，亦不會坐井觀天。比如殷商始祖契誕生的歷史，歷代史書都遵循這樣一個傳說，契之母簡狄吞玄鳥遺卵，孕而生契。楊慎則以他淵博的學識揭開該傳說的神秘面紗，給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釋。根據《禮記·月令》，“玄鳥至”乃春分初候，此日，天子以太牢祠於高禖而求子。所謂玄鳥生商，應該是說簡狄在此時按照習俗求子並且驗而有孕，而商人對此進行神化，以之來論證殷商有天命福佑。諸如此類因學問淵博而得出的精妙審慎之結論，在楊慎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求異求新，應時適變
針對當時文章繁冗拖沓、陳陳相因的弊病，楊慎提出辭尚簡要，文欲求新。他說詩文的內容和形式都要隨時代而變，“蓋不變則不新，不新則不奇”。楊慎由此進一步提出“同能不如獨勝”，認為文學、藝術創作不能盲目效仿前人，應該不斷創新，創作出不同流俗的優秀作品。“至音不合眾聽”“至寶不同眾好”，別具一格、富於獨創性的作品才能流芳百世。在這種觀念引導下，楊慎本人在多個領域開一代風氣之先。在哲學領域，楊慎提出“合性情說”，主張情慾應該得到合理滿足，反對程朱理學“存理滅欲”之說。這在當時禁慾主義觀念桎梏之下，起到了啟迪和解放思想的作用，成為17世紀早期啟蒙思想的先聲。在訓詁章句領域，他反對空疏不學，主張探求古音本源，考訂名物制度，下啟乾嘉之學的興起。在文學領域上，他批判前七子“宗唐法杜”的復古主義，帶來晚明文藝思想的活躍。他的理論和創作引起明代詩風的轉變，楊慎的《廿一史彈詞》孕育了一種新的文體，開啟一代新聲，為近世彈詞濫觴，在史學和文學上是一個開創性的貢獻。
崇實黜虛，力倡實學
崇實黜虛，力倡實學，也是楊慎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明代中葉內憂外患不斷，社會危機日益加劇。面對時代的呼聲，程朱理學無法迴應之，而其後興起的陸王心學過於強調“發明本心”，反而加重了社會矛盾。楊慎認為這都是“道學”徒務空疏所致，他指出陸王之弊在於趨簡憑虛入於禪，學而無實，朱子之弊在於遺本溺心而流於俗，學而無用。楊慎所主張的崇實黜虛有兩個基本內涵：一是做學問要求真求實，務求客觀公正。比如他在思想上猛烈批判朱熹和王陽明，卻對朱熹治學之頑強精神非常讚賞，也讚揚王陽明對王導的評價。他平生大罵王安石，認為是“古今第一小人”，“王安石誤國極矣”，但是他高度評價王安石文章之妙。這都說明他始終堅持客觀求實精神，不因個人好惡而臧否人物。二是做學問要學以致用，要關注自然科學。楊慎對天文、地理、音律、生物、氣候、醫學等都有廣博知識。比如他寫過《滇候記》，記錄了雲南與內地氣候之不同，他蒐集記錄大量古代農諺和各地農諺，說明氣候和農業之關係。楊慎對一些動植物也做過詳細考察，他考證棉花在梁武帝時“江南多有之”，而不是元代才傳入中國。求實的治學之道與他博聞多見和應時適變的治學方法密切相關。見識廣博自然能看到時代的弊病與需求，也正是因為能把握時代脈搏，力求日新，他才看到當時社會虛浮不實的弊端，也看到學界遊談無垠之弊端。他由此提出對症的藥，就是提倡實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