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根據陳忠實的同名小說改編的一部電視劇。在劇中，有一場由白嘉軒挑頭髮起的“交農事件”，起因是反覆徵糧，村民不堪忍受上頭的苛政導致。
這一幕十分精彩，劇中刻畫出族長白嘉軒（張嘉譯飾演）為民請命，不畏強權的善舉，錚錚鐵骨，一副俠腸，令人可敬。原著中，‘交農事件’是由於民國初立，縣政府重新丈量田畝，按人丁攤畝徵稅，引起廣大村民的反彈，自發地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交農”（即上交農具）運動。前者精彩，後者寓意深刻。
關於‘交農’，一位老作家曾親歷其時，他的經歷可以作為一個鏡面，折射出《白鹿原》的“交農事件”的另一個模樣，以資參考。他說，“那是二十年代，國民政府辦理‘土地呈報’，命令鄉鎮府確實調查每一家地主有多少土地，據以徵稅，使稅負公平。那時，地主普遍逃稅，短報自己的田產，而主持鄉鎮事宜的全是各村族長，所以，偌大的一個縣裡沒有幾個人願意承辦這個工作。”
為什麼呢？其一、低頭不見抬頭見，怕得罪人，給子孫欠後世債。其二、割自己身上的“肉”，誰也不願意。由此可見，像《白鹿原》中，白嘉軒這樣的地主在當時的社會里並不多見。一位觀眾說，“不敢說絕無僅有，但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幾個吧？”是不是這樣呢？
一位觀眾表示對‘鄉紳制、宗族制’十分喜歡，說，“鄉紳制、宗族制很有人情味。”有沒有人情味，在此暫且不說。至於喜歡，不妨瞭解一下情況再下結論。
那位老作家說，“二十年代，他們縣裡來了一任縣長，是朝野上下公認的好官。這位縣長有三個優點，第一是勤政，除了工作，他幾乎沒有個人的私生活。第二是不愛錢，兩袖清風。第三是不怕死。那時，地方上的土匪多，而軍隊的軍紀更壞，‘兵害’和‘匪患’兩頭並舉，‘兵害’比‘匪患’還嚴重。人們害怕遭到暴力報復，多是逆來順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上上下下無一例外。而他，一邊組織鄉勇抗匪，一邊在職權範圍內兼任‘軍法官’，對‘兵痞’‘兵氓’嚴懲不貽，使地方一片昇平。”可是這樣有能力的官，在面對‘土地測量’這件事情上，也遇到了相同的阻力。為什麼會如此呢？
據記載，當時的地方行政叫‘紳權政治’，由鄉紳做地方政府的“經紀人”，一地為官，首先是要取得士紳的配合，做官的才能圓滿地完成工作。由此可見，鄉紳制、宗族制在當時的勢力極大。那麼，什麼人才算是‘士紳’呢？有名望的讀書人、有土地的大地主，此外，普通百姓是沒有這個待遇的。在《白鹿原》中，田福賢推舉鹿子霖（何冰飾演）出任‘鄉約’、朱先生（劉佩琦飾演）舉薦白嘉軒到縣裡當‘參議’，就是這個原因。
“鄉紳們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還能公正嗎？”一位觀眾對此表示懷疑道。對此，您怎麼看？在當時，稅收來源主要是土地，地主瞞報田產，等於‘偷稅漏稅’。在徵稅上，官員和地主勾結一氣，苦了的是誰呢？
一位學者說，“在過去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鄉紳制度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確實起到了穩定人心的積極作用。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第一是底層百姓難有出頭之日，錢越多越容易賺錢，這是經濟規律。第二是鎮以下的行政形成真空，成為一塊滋生土匪的豐沃土壤。”在《白鹿原》中，白嘉軒曾向土匪借糧。上山之後，他對大當家說，“如果種地的人都餓死了，你們的日子也長不了。沒人‘養’你們了。”言下之意，就是此理。
由此可見，“交農事件”在原著中把面紗掀開一角，但還不夠徹底。真相就在‘重新丈量土地的‘攤丁入畝’的稅收新政上。
如何才能打破‘鄉紳制’‘宗族勢力’對行政的干擾呢？對此，那位老作家說，“當時的情形，一旦士紳的利益和一般民眾的利益發生衝突，政策上的一些良法美意必然遭到士紳的封殺。大部分官員和士紳勾結一氣，少部分官員靠個人的魅力、個人的意志衝破士紳架構的城牆，以‘賢臣’的卓絕走出分層負責層層節制的官僚體系，惠澤民眾。這樣，當一名‘賢臣’，必須得勤苦耐勞，清廉正直，不貪財，無畏懼才行。此外，當時的制度是無法補救的。”
而這，還只是‘鄉紳制’‘宗族勢力’的冰山一角吧？對此，您怎麼看？對於《白鹿原》中的宗族制，您怎麼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