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大利潤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典型特徵，清代鹽商對商業利潤的追求，是明清之際商品經濟發展的時代特徵。此時，商業政策及限制，雖然較之前幾代有所加強，由此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商業資本的活躍以及商人價值觀念的變化。
商人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剩餘價值，是超額的利潤。作為由帝制政權扶植起來的鹽商階層，雖然其商業經營的受限因素很多，但是，為了利潤，他們可以透過各種渠道打通限制，對皇權的捐輸報效、認可鹽務官員的浮費徵收及壓榨，種種忍耐和承受，只為了終能夠得到更多的利潤。
鹽商在皇權及鹽官的夾縫中得以生存，且在人們看來，處於此種境下的鹽商們，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利潤，而且是暴利。
商業經營者的根本道德底線是誠信經營，不可否認，作為清代大的“皇商”隊伍，鹽商中不泛有誠信經營者，但大部分鹽商，在其經營活動中，都加入了不誠信的因素。
為了獲得補償，他們利用皇權的庇護，依靠鹽政官員的縱容。在鹽的產運銷渠道，無時不在從事著正常商業經營外的非法活動。如不顧灶戶煎鹽的辛苦及生活的慘淡，收鹽缺斤少兩或壓低鹽價。倘若灶戶反抗，則拖延不收，使灶戶蒙受損失。因為灶戶所生產的鹽是官鹽，這些鹽只能由鹽商來徵收，否則就會以販賣私鹽論處。
不顧民戶對食鹽的需求和使用，收鹽不僅不問鹽色、鹽質，而且還往鹽裡摻雜泥沙或各種雜質，已增加鹽斤，獲得額外利潤。作為民戶只能忍氣吞聲，購買這些質劣價昂的食鹽，因為這是官鹽。以上是鹽商欺下之舉。
另外，鹽商還以淹報奏銷、請求加引、減免課額等方式，期滿政府，已獲得更多剩餘利潤。鹽商還充當金主，與漕軍、漕幫聯手，他們在背後出錢，僱人行私。如漕船回空時，裝大量私貨，包括布、鹽等。到了關隘、閘口，因為是漕船，閘口兵丁多有不管。
這些商品出售後，充當金主的鹽商則拿大份，其餘分給水手、綱私們。所以，認為鹽商所得利潤是暴利，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利潤值，而且，還因為他們取得利潤的方式和手段。
其實，鹽商的種種非正當經營行為，也為世人所知，在清人文集中所記鹽商多為唯利是圖、重利輕義的角色，鹽商在時人眼中的形象。這一形象的樹立，都歸於鹽商在日常經營活動中的暴利追求行為。
目前，人們在研究鹽商資本回流問題時，一般都認為，鹽商致富後，資本大多流向土地、宗族建設及其自身的奢靡消費上。而這些投入，表現出了明清時期，商人資本回流的共同特徵，只不過鹽商在這些方面的投入更積極一些。社會經濟發展對人們的影響，除了日常的物質生活外，還表現為對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僅帶來社會的進步，而且對人們的思想也是一次衝擊，尤其對於商人群體而言，這樣的變化使商人本身具有兩面性特徵。
一方面，明清時期，商人具有叛逆性特徵。商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活躍力量。他們在追求利潤，創造商業價值的同時，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而在當時社會，商人階層其實作為賤業，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市井小販、貪婪、奸猾是明清小說中，對商人形象刻畫的普遍特徵，商人被時人推向了道德的底線。於是，商人則以一種叛逆的方式，來回應人們對其價值的抹滅和不重視。
如清代鹽商致富後，他們把大量資本用於飲食、園林、戲曲等非商業層面消費。這些消費對世人的影響，是刺激了人們畸形消費，引導了人們錯誤的消費觀念，這不是什麼好事情，帶給社會的是畸形的發展。
如清代揚州的經濟繁榮，可以說是由寄寓於此地的鹽業商人捧起的，而揚州的繁榮是畸形的繁榮。當然，也不可否認鹽商對於國家繁榮、文化傳承、經濟發展也有積極作用的。
另一方面，明清時期，商人也具有保衛者的特徵。主要表現為對帝制社會秩序的維繫。如他們致富之後，把大量資本投向土地，由商人身份變成地主，成為帝制勢力的維護力量。另外，他們把大量資本投向宗族建設，成為本宗族的領導者，反映了商人對宗族力量的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