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對歷史有所瞭解的人都會聽說過，商朝有個著名的女性，也就是武丁的妻子婦好，她曾經參與祭祀大禮，還多次率兵出征，可以說是商朝十分重要的人物。但是作為二十五史中唯一一部通史的《史記》卻並沒有對她有任何介紹，這是為什麼呢？
這件事其實不難解釋：概括地說，婦好的年代比司馬遷早了一千餘年，太史公寫《史記》可參考的資料太少，極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殷商的時候曾經有過這麼一位女中豪傑。
具體來說，第一，司馬遷無緣見到甲骨文，他不知道卜辭中有婦好的“大量記錄”；第二，一千年中，本來相當豐富的古代史籍不斷散佚，特別是秦皇焚書，造成了先秦古文化的大災難，這令司馬遷可參閱的文獻愈加支離破碎；第三，太史公作《史記》主要“考信於六經”，兼收其他史籍“雅言”，“六經”和“雅言”文獻中，都沒說到過婦好。
再來說說婦好。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發現。20世紀初，羅、王、董、郭“四堂”，立下甲骨研究“開山”之功。尤其是羅振玉。他民國三年（1914年）出版《殷墟書契考釋》，其中釋讀殷商先王、先妣36個。民國十六年（1927年）的《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使先妣、帝王增至39個。（1914年）版中，羅振玉已考訂了商王武丁和先妣。
1977年殷墟婦好墓發現，使婦好的研究進入了實質性階段。重要成果大體如下——
李學勤的《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推定婦好墓的年代大致為武丁晚年至祖庚時期。
嚴一萍的《婦好列傳》，列舉了卜辭記載的婦好的活動。
張政烺的《婦好略說》，提出婦好之好從女，子聲，卜辭中的婦子，當是婦好。卜辭一期、四期婦好分別出現，不是一個人。將婦好與《周禮·春官·宗伯》的世婦相合，婦好指世婦，每王都會有，而不只武丁時期一個婦好；婦好是高祖廟、大宗、中宗和稱廟掌祭祀的女官，武丁婦好是其中之一。他還在《婦好略說補記》中進一步論證，婦好是世婦，殷王世代皆有，武丁配偶只是其中之一，說明“婦”是官名。
鄭振香的《婦好墓出土司（免丂）母銘文銅器的探討》，認為該銅器年代比較清楚，銘文中的“囗母”，一種可能是婦好之字，一種可能是與婦好地位接近的另外一個人，有可能是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即庚甲卜辭的母癸、乙辛卜辭的妣癸。
曹定雲的《“婦好”乃“子方”之女》，歸納了婦好墓發掘以前到婦好墓發掘後的三種意見：婦好之好指的是姓，丁山、唐蘭、張亞初持此種觀點；好為族氏，裘錫圭持此觀點；婦好之好為名，李學勤持此觀點。曹認為，子是婦好所在母國的國號，子方稱子伯，子方是殷代的一個方國，子方將女子送至宮中並任“婦”職，故被送女子就叫“婦子”亦即婦好，可知，婦好應為子方之女。
總之，多數學者認為，“婦”是官名，婦某之“某”，當為其來自母國的名稱，婦好就是來自“子”國的擔任“婦”職的女官。
透過這些卜辭可知，婦好在商王朝政治、軍事、治國、祭祀先祖等等重大活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具體表現在商王武丁，對婦好懷孕表現出了高度重視和關心，表明她生育後代這件事是商王室家庭的重大事件。
一是，卜辭中多次記載了婦好與各等級貴族交往的事件，表明她在維繫商王及王室與統治集團內部關係方面擔當著重任併發揮重要作用。
二是，卜辭關於婦好負責對貴族子弟教育的記載，表明這是她擔任“婦”這一官職的重要職責。
三是，從卜辭中可以看出，婦好對占卜事務和農耕等都具有很大的管理許可權，證明她的權力相當大。
四是，婦好頻繁主持對先公先祖的祭祀，表明她在商王室權力結構中居於核心地位。
五是，卜辭還證明，婦好有自己的領地、軍隊、財產和經濟來源。
以上卜辭的記載，對於研究商王朝武丁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構成及運作程式，加深對商朝的瞭解和認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有意思的是，婦好的兒子祖甲當上商王后的卜辭中，商王配偶逐漸退出了政治舞臺，也不再主持商王室“周祭”。大約從此開始，中國古王朝徹底完成了母系向父系的過渡，即便是王后，也不再擁有更多實際權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