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官職與官員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官階制度。在明代，鎮戍營兵制的總兵官、副總兵、參將、遊擊、守備、把總等武官常被稱為“將領”或“將官”，按照《明史。職官志》中的表述，這類武官“無品級，無定員”。在明朝，都督、都指揮等有品級的武職是鎮戍將官的官階，用來管理官員等級。
明代的鎮戍營兵制，應該是在永樂年間建立的。當時“靖難之役”剛剛結束，朱棣派大將佩將印、領赦書，充總兵官，去往各兵防重地鎮守，“其都司屬衛軍馬聽其節制”。當時，總兵官並非專職，而是由其他官職差遣而來的臨時性的職務。擔任此職的官員，其身份等級、薪俸待遇都依照原本官職執行。
從行政上來說，總兵官要節制都司官員。為了確保等級秩序，不使得體統混亂，擔任總兵官一職的官員本身官職就應該在都督僉事以上。之後，明朝廷又設立了一些輔助總兵官管理防區的官職，如副總兵、參將、遊擊將軍、守備等。
這些將官一面接受總兵官的官職，一面管理駐防地衛所兵馬，因此他們的官職也應在都督僉事以上，才能名正言順地指揮衛所的各級官員行事。正是由於這種上下級之間的節制關係，明朝前期總兵官都是從侯、伯和都督中挑選人員，而副總兵都是都指揮以上的官職才能出任。
根據明朝初年的規定，指揮使以下的衛所武官是世官，都指揮僉事以上的是由世官積累軍功才能達到的流官。流官去世之後，子孫只能世襲其原來的世職，因此，官職在都指揮以上的武官非常少見。公、候、伯可以世襲，但這部分人在“土木之變”中折損大半，新世襲的人大都沒有經歷過實際的戰爭，因此難以出任總兵一職。
都司衛所在鎮戍方面的職能逐漸被鎮戍營兵取代，之後，不充任鎮戍將官的衛所武官很難有升遷的機會。因此，到了天順、成化年間，鎮戍營兵制所需要的高階武官遇到了人才危機，堪當此任的高階武官寥寥無幾。
洪武年間出現了武官署職，不支俸，不世襲，憑藉軍功升遷。這種辦法形成祖制，在成化十三年成為通行條例，並形成制度。根據《明代檔冊》記載：該本部議得，各邊將官有缺，除候、伯、都督名位已重，不須別議。
若都指揮堪任主將，擬升五府堂上官署職；若指揮堪任偏將，擬升都司堂上官署職，以示寵異，以便行移。向後果有戰功該升，仍從舊職升授，倘遇一時恩例，不在實授之例。前項署【職】，皆系流官，其於名器，拳【權】以應變，不至太吝，經以守常，不至太濫。具題。成化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是。欽此。
此後便形成定律，由都指揮出任總兵官的，升為署都督僉事，指揮出任副總兵、參將、遊擊等武職的，一律升為署都督指揮僉事。守備、把總等屬於低階將官，對於這類官職，明朝廷又有另一套管理辦法。
《明代檔冊》記載：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會同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等奏。照得南京浦子口城操守都指揮僉事缺員，委南京瀋陽右衛指揮僉事崔鈺前去管理，自到任以管事以來，操守有方，廉勤公正，下人悅服，如蒙乞赦該部，合無照依都指揮事例請赦，就令指揮崔鈺操守地方，惟復令行推選官員管理。
等因。本部議得，浦子口守禦系都指揮責任，今崔鈺未有軍功，於例有禁，不許擬升都指揮之職，所恃以濟者，上賴聖明重加委任，庶便行事，合無請赦以【一】道，齎以崔鈺，令其前去浦子口守禦，……凡軍中發放排程，聽本官以都指揮體統臨之。
往來公文，本官于都指揮則用手本，於所部指揮則用帖【文】，所部指揮於本官則用呈文。指揮中間敢有輕視怠事者，聽本官量情治之。前項所擬，倘蒙聖明俞允，載入所赦內，各處以前並今後此等把總、守備指揮俱照此例施行。具題。成化十三【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是。崔鈺著守禦浦子口，往來公文準議，恁部裡還通行各處把總、守備官每知道。欽此。
所謂指揮使以下的武官出任守備、把總時，一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這與署都指揮又有不同。根據《吾學編。皇明百官述》：“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牙公座。”可見，這種守備，沒有在都司衙門公座，意思是他們沒有都司堂官的行政級別。“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與署都指揮之間是有著嚴明的分界線的，等級不同，待遇不同。
明朝廷將無品級鎮戍將官分為三個等級，分別是總兵官，等同於五府堂官；副總兵、參將、遊擊等同於都司堂官；守備、把總等身份低於都司堂官而又高於衛官。按照洪武年間定下的制度，武職共有六品，
而從四品以上則無官職，因此實際上是十一階。按照《會典》記載，可分為十七等。到了明朝中後期，武職等級也不再是是一個級別，也不是十七個官階，而是十四個級別。按照明代官方文獻說的說法，這套由世襲或者戰功而得的官職叫做“實職”或者“祖職”，在鎮戍營兵制中，所謂“實職”也並不是實際的職務，只是一種官階而已。
到了成化朝之後，鎮戍將官則分為三等身份規格和十四個俸級。在明朝中後期，常見的將官列銜看起來十分複雜，比如“鎮守某處總兵官。署都督僉事。都指揮僉事某”。但是，這看起來十分繁瑣，實際上每一個部分都有其特定的意義。其中的總兵官指的是職務，署都督僉事指的是職務的身份規格，都指揮僉事指的是其支俸的級別。
在這個列銜中，後面兩項是將官的官階，但其中前者會隨著職務升遷，後者根據功勞升遷。楊嗣昌說：“衙門體統行事與本身職級，原自不同。”不應該混為一談。除非“實職”與其職務規格相匹配，或高於其職務規格時，“署職”才不必在列銜中出現。這種官員的身份級別與支俸級別相分離的制度，為明朝廷在選拔人才和酬功遷級兩件事之間找到了平衡。
在身份級別與支俸級別相分離的制度下，就會產生鎮戍將官的身份與俸祿相差較大的情況。嘉靖朝之前，將官“類取於指揮”，意思就是最低標準是在指揮僉事中挑選合適的人，這就導致了身份級別與俸祿級別最多可能差六個級別，也就是署都督僉事與指揮僉事的級別差距。
嘉靖朝之後，將官的選拔層次又放寬到千戶、百戶。比如萬曆二十八年，就有從千戶、百戶中選取守備等武職的例子。
為了節省開支，控制武職人員人數，明廷開始著手儘可能少的升授實職。大學士沈一貫說：“武職自都督一品以下，悉系署職，非軍功不準實授，實授者不過百中之一”。如此，將官的實授官階難以提升，就有了“以實職百戶而竟登壇者”的情況。這就導致了身份級別與俸祿級別的差距達到了十級之多，也就是署都督僉事與試百戶之間的級別差距。
萬曆十八年，這一差距發展得更加巨大。當時考察西寧戰功，有陣亡副總兵“李魁原無祖職，蔭一子冠帶總旗”。李魁本來應該是基層或者是武舉人出身，升遷到副總兵都沒有得到一級實職，那麼按照規定，他只能與普通士兵的規格一樣來支取糧食銀兩。
按照明朝中後期的一些記載，指揮僉事每年只能得到不足二十八兩銀子，百戶每年的收入更是僅為十五兩左右。如此低收入自然不能滿足武將們，他們不甘心一面賣命一面領著如此低廉的收入。因此，明朝廷迫於壓力，為了穩定，只好給他們各種額外的補貼等待遇。
明朝中後期，將官除了官方發放的俸祿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補貼，比如柴薪、軍伴、公費和養廉田等，如遇到出征情況，另外還會有月銀。
明朝初年，朝廷按照官員的等級不同，會從軍民人戶中選擇一些差役供官員使用。洪武二十六年，“武職隨從人數”規定的是，一品至三品的官員可攜帶六名皂隸，四品到六品則為四名。後來，武官人數逐年增多，明朝廷再也不能為這些武官都配給隨性差役。
於是從正統時開始，都指揮以下的武官不再配給皂隸，五府、錦衣衛、長陵衛官仍舊有配給皂隸的名額。明朝廷在取消都司衛所武官皂隸配給的同時，卻給與現任將官此項待遇。
除了皂隸外，將官還可以驅使軍伴。明朝廷對各級武官配給軍伴的人數一再改換，弘治十三年定位總兵二十四名，副總兵二十名，參將、遊擊各十八名，守備等十二名，這一定例一直延續到明朝末年。
最初，朝廷不允許私自賣放軍伴換錢，可是屢禁不止，明朝廷只好改換思路，以軍伴銀的名義發給各級將官。嘉靖二十四年，規定“每軍伴一名，每月給銀四錢”，如此算下來，總官兵每月僅此一項就有144兩的收入。此外 ，還有其他各項補貼。
明朝末年，加授將官職銜的情況過濫過速，導致了很多弊病，使得官制紊亂，還產生了很多消極影響。比如官員權力責任的大小與官階不符合，高階武官越老越多；官員升遷的速度過快，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也導致高階將領喪失進取心，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