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廷註定了要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作為中國千百年來的鄰里，朝鮮不可避免地與清廷產生了聯絡：入關前，皇太極就將武力延伸至朝鮮半島，迫使朝鮮俯首稱臣；至清末，清廷仍固守同朝鮮的朝貢體制。只是，兩百多年的交往裡，朝鮮好像並不是很想聽命於清廷？
一、武力之下的兄弟鬩牆
後金天命八年（1623），朝鮮王權交接到李倧手中。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後金大權移交給了皇太極。這兩人，一個是堅定的明政權擁護者，繼位後一改前任的中立外交政策，對已病入膏肓的明朝廷忠心耿耿；一個是積極的明政權反對者，立志成為神州大地的新主人。如果能相見，他倆打起來的機率可能並不小。
事實上，李倧和皇太極雖未親自動手，其治下的朝鮮王國和後金卻真的兵戎相見。天聰元年（1627）正月初八，剛即位的皇太極就以雜糅了新仇舊恨的“七宗罪”興師征伐朝鮮。而因為朝鮮在政治上確實懦弱，在軍事上也著實平庸，皇太極輕鬆以破竹之勢逼迫李倧簽訂城下之盟，即“江都之盟”和“平壤之盟”。
透過這一場被後世稱為“丁卯之役”的作戰和兩場盟約，朝鮮與後金締結了所謂的“兄弟之盟”。朝鮮名義上同後金稱兄道弟，實際上淪為皇太極治下的第一個後金屬國。
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被迫與後金站在一線的朝鮮又怎會心甘情願地背棄與明的交往？與明朝千絲萬縷的聯絡，加上明確反對皇太極改元稱帝以將後金提升到同明政權同等的地位，使得朝鮮與後金在崇德元年（1636）不得不再用軍事手段彌合在政治上的分歧。而這場所謂的“丙子之役”，也以朝鮮的潰敗屈服收尾。
二、臣服之姿與華夷之辨
透過兩次武力征服，朝鮮成為無法再去否定宗藩關係的大清附屬國。且明朝廷的很快傾覆也使朝鮮沒了另事他主的選擇。向強大的清廷臣服，成為彼時朝鮮的明智之選。
有趣的是，在執行權宜之策的同時，朝鮮還延續著開國之君李成桂定下的“事大”傳統：“號稱小中華，凡禮樂文物，民風士習，悉仿皇朝（指明政權）”。儘管崇禎帝已亡，朝鮮還是繼續標榜自己為“小中華”；試圖協助南明、臺灣的鄭氏政權反清復明；視清政權為蠻夷，並對清廷的命令陰奉陽違。
三、艱難維繫的宗藩關係
有這麼個乖戾的屬國，清廷自然也曾十分頭疼。尤其是在三藩之亂爆發期間，為了避免“腹背受敵”，清廷甚至刻意優待按例來訪的朝鮮使節。
三藩之亂平定且臺灣鄭氏勢力基本掃除後，清廷仍對朝鮮十分優待：免貢物；賜禮物；無償救助朝鮮流民並送其歸國；寬容兩國文書往來中的“筆誤”。另借由發生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三道溝事件”（朝鮮方面無端越境而引發的一場武裝衝突），清廷還將軍事與政治結合，使用了一套“胡蘿蔔加大棒”的組合拳。
朝鮮方面，面對無法戰勝清廷的鐵一般的現實，朝鮮君臣還是以傳統的“事大主義”和“小中華”虛銜自慰。明時，朝鮮使臣將朝貢使團記錄稱為《朝天錄》。而在清代，這些官方記錄卻只有《燕行錄》之名。
但向清臣服終究已成定局。務實的英祖李昑繼位後，朝鮮為借清廷之力以制衡國內的黨爭，首次尊稱清朝帝王為“皇帝”而摒棄“胡皇”的舊稱。之後，幼年失怙的正祖李祘更有依賴清廷的必要。朝鮮對清王朝的尊敬也就更上一層樓。
現實層面，清朝中期以來的朝鮮逐漸接受了自己的屬國身份，承認清帝國的大國地位。精神層面，從兩國國力差距生髮而出的“王霸之辨”逐漸取代“華夷之辨”，朝鮮對清廷的認可進一步加強——這為“北學派”的興起提供了條件。
所謂“北學”，即是區別於傳統中原文化的清朝文明。表面看來，北學派倡導積極向清帝國學習，改革自身時弊。實際上，北學派仍舊將清帝國視為“中華”之外的他者。向清學習，在北學派的眼中等同於“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一些北學派支持者的言語中，我們甚至能窺見朝鮮意圖與清廷爭奪天下的野心……
從貌合神離的稱兄道弟，到清末仍舊堅持“華夷有別”，朝鮮向後金和清稱臣兩百餘年，雖鮮少與之撕破臉皮，卻幾乎從未對清心悅誠服。皇太極開闢了清與朝鮮的宗藩之路又怎樣？朝鮮被迫成為屬國又如何？最後的最後，朝鮮還不是沉醉於“小中華”的美夢，甚至一直都不願醒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