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三德：
第一德——仁德，安萬民，施仁政，福澤萬方。
第二德——義德，人無信，難立天。信無義，無歸途。
第三德——明德，光明之德，不辱父母，不辱國家，不辱民族，不辱尊嚴。
公元1268年，登頂亞洲巔峰的蒙古國揮師南下， 國君忽必烈將戰爭的矛頭直指位於淮河和漢江之間的襄陽、樊陽這兩座對於南宋政權至關重要的城池，南宋方面派出呂文德、呂文煥兩兄弟駐守襄樊二城，抵禦來勢洶洶的蒙古鐵騎。
呂氏兄弟認為，蒙古騎兵只善於野戰騎射，而長江流域的低窪環境和蒙古草原的平坦地勢千差萬別，南宋軍隊只要儲備足夠的糧草，固守城池，將持久戰打到底，無力長期消耗的蒙古大軍便會撤退。
令呂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忽必烈的軍事頭腦並不下於成吉思汗，在忽必烈的指揮下，蒙古大軍非旦沒有強行攻城，反而主動在襄樊二城周圍築起土樓。
時間每流逝一秒，蒙古軍隊所修築的土樓就越加堅固，久而久之，一個一個的土樓連成了片，將襄樊二城緊緊的包圍在了忽必烈親手編織的死亡圈套之中，6年之後，呂氏兄弟不戰而降，忽必烈不廢一兵一卒便拿下了南宋政權最為重要的咽喉要地。
襄樊二城失守後，滴血未淌的蒙古大軍士氣大振，猶如一頭剛剛睡醒的餓虎，殺氣如風，強悍如兇，摧枯拉朽般的擊潰了死守長江天險的南宋軍隊，1276年，忽必烈率蒙古大軍殺至南宋都城臨安城下，南宋皇帝趙昺棄都逃亡，此時南宋仍有近10萬兵力。
1279年，逃亡廣東的南宋皇帝趙昺，被數十萬蒙古大軍死名追殺，正月，蒙古大軍抵達廣東崖山，除非趙昺坐著東風導彈飛往臺灣，否則忽必烈一定會兵分三路，前後夾擊，逼死趙昺。
千鈞一髮之際，張世傑集結進十萬軍民，準備和茹毛飲血的蒙古鐵騎在崖山決一死戰！
只可惜，處於強弩之末的南宋軍民，無法抵禦惡如虎狼的蒙古悍師，南宋十餘萬軍民命喪黃泉，崖山海口處浮屍千里，海水被鮮血染紅，夕陽頓失顏色。
年邁的丞相陸秀夫望著滿江的屍體，眼中瞋滿淚水，海風狂嘯，浪聲如訴，說不盡血滿江河的悲劇。眼瞧著蒙古水軍便要追趕上來，陸秀夫唯恐年僅八歲的幼主趙昺被蒙古軍擄去，再受當年恭帝之恥，背上趙昺奮身躍入大海，以身殉國。
戰船上的其他大臣、奴僕、士兵聞此噩耗紛紛慟哭，正所謂同心而德，忠比心肝，哀哀哭聲匯成洶湧巨浪直問蒼天。
杯中酒，仰頭盡，國破家亡斷垣處，浩氣長存同手足，戰船之上，數萬軍民一個接一個的投海殉國，無一人貪生、無一人叛國，南宋雖亡，但卻未丟了漢人的骨氣，不辱生身父母所賜之尊嚴，不辱華夏先祖所託之靈魂，不辱男兒傲骨所賦之靈魂。
有人提出疑問，為何不逃亡臺灣？
首先南宋因為商業發達和富庶，再加上偏安的思想，因此並沒有注意到臺灣的戰略地位，在公元十一世紀，已經有宋王朝的漢人在澎湖群島開墾，宋孝宗時還正式駐軍澎湖群島，只是對當時的臺灣還是欠缺開發，缺少耕地，無論在資源上還是環境上都並不足以提供宋朝皇室和駐軍作為根據地。
這與數百年後的明末鄭成功的情形不一樣，明朝的時候因為有閩南移民屯墾、海盜屯墾、荷蘭殖民時期的開發等活動，臺灣已經具有相對成熟的移民社會和屯田基礎。
由於南宋對臺灣的認識不足，對臺灣沒有進行足夠的開發，沒有足夠的糧食，所以南宋末期政權沒有往臺灣撤退而是選擇了廣東。
再者敗逃臺灣雖然存有一線生機，但蒙古早已控制了杭州一帶南宋所有的海軍力量，而張世傑拼湊的十萬海軍大部分是家眷組成，短時間內無法形成有效戰鬥力。
即便張世傑全力保護趙昺退守臺灣，也極有可能在途中被蒙古海軍擊敗，而且當時的臺灣屬於並未開發的荒蠻野島，無法提供南宋政權實質上的幫助。
南宋因為商業發達和富庶，再加上偏安的思想，因此並沒有注意到臺灣的戰略地位，在公元十一世紀，已經有宋王朝的漢人在澎湖群島開墾，宋孝宗時還正式駐軍澎湖群島，只是對當時的臺灣還是欠缺開發，缺少耕地，無論在資源上還是環境上都並不足以提供宋朝皇室和駐軍作為根據地。
這與數百年後的明末鄭成功的情形不一樣，明朝的時候因為有閩南移民屯墾、海盜屯墾、荷蘭殖民時期的開發等活動，臺灣已經具有相對成熟的移民社會和屯田基礎。
由於南宋對臺灣的認識不足，對臺灣沒有進行足夠的開發，沒有足夠的糧食，所以南宋末期政權沒有往臺灣撤退而是選擇了廣東。
而在這個過程中，南宋流亡朝廷遭到了蒙古軍隊的圍追堵截，最終陷入絕境。於是陸秀夫與張世傑打算絕境求生，在崖山入海口，以海戰的方式擊敗不善水性的蒙古大軍。再以廣東、福建為復國的跳板，休養生息，但花廢六年時間擊潰襄樊二城的忽必烈不想再次將戰鬥拖下去，忽必烈投入海陸二軍最精銳的兵力，一舉擊碎了陸秀夫和張世傑的美夢。
話不妨說開一點，我認為南宋政權發動崖山之戰雖然有著一定的戰略失誤，但至少顯示了我華夏民族精神的一戰，退守臺灣並不現實，不戰而降反會倍受屈辱，不如決死一戰，跳海殉國來的壯烈，來的豪邁。
這一躍雖然結束了生命，但卻早已化為燃燒的火種，映入忽必烈自負的心靈，也為南宋這個註定要滅亡的國家，畫上了一個不失尊嚴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