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四年（1354年）的四月十七日，是元順帝的生日。按照元朝制度，皇帝的生日稱為天壽節，臣下須行慶賀禮。
劉伯溫當日和寓居紹興的元朝官員們一同在紹興城南龜山寶林寺裡舉行了慶賀禮，還逸興橫飛寫了一首題為《天壽節，同諸寓臣拜於寶林教寺，禮畢、登槃翠軒，分韻得稽字》的五言詩。
此詩很有名，詩中熱烈祝賀元順帝“萬年主壽長，百拜臣首稽”，大讚當朝太師脫脫為“太師祗園英，聰明實神啟”，歌頌大元江山“巍巍世皇業，喬嶽深根柢”，指責農民起義軍是“螳螂亢齊斧，碎首堪立溪”。
這絕非一時的應景之作，而是灌注了劉伯溫對元廷的滿腔愛戴感情的。
在劉伯溫的心中，元順帝是一個聖明天子，太師脫脫是一個可以力挽狂瀾的蓋世英雄。
元順帝的昏庸無能，這裡就不展開說了。
說說劉伯溫心中的蓋世英雄脫脫。
可真甭說，此人還真有兩把刷子，不僅主持庶政，還親自帶兵鎮壓農民起義。
邳州（今江蘇邳縣南）人芝麻李領導的紅巾軍於至正十一年八月攻取了徐州，元軍屢次收復失敗。
脫脫一怒之下，於至正十二年七月親自出師征討，九月二十一日，就攻破了徐州。
而這次行動，就充分表現出了脫脫殘酷無情、滅絕人性的一面，《元史》卷四一《順帝紀》、卷三八《脫脫傳》記，為了報復和震攝農民起義軍，其竟然實施了瘋狂的屠城政策——“屠其城”。
明代正統年間修的《彭城志》（彭城即徐州）也記載：“元末，丞相脫脫既平芝麻李之亂，而闔城人民無遺者。至國初，猶白骨蔽地，草莽彌望。”
實在是太恐怖了。
想不到吧？劉伯溫居然對會這種人歌功頌德。
不過，在劉伯溫對其歌功頌德這年年底，脫脫就脫勢、脫力，死了。
至正十四年正月，張士誠在高郵（今屬江蘇）建國，定國號“大周”。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號稱百萬雄師，以泰山壓頂之勢討伐高郵，鏖兵數月，所戰皆捷。然而就在大功垂成之際，昏庸無能的順帝突然猜忌起脫脫來，認為脫脫權力過重，會對自己形成了威脅，下詔切責脫脫“老師費財”，削其官爵，奪其兵權。至正十五年，脫脫被流放雲南大理，中毒身亡。
而百萬元軍也鬨然四散，大好形勢化為烏有。
脫脫雖死，劉伯溫仍對元廷充滿幻想，認為元朝秉承正朔，中興大業可期。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江浙行省檄他前往處州，協同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宜討伐處州境內農民起義軍。
劉伯溫欣然從命，並於該年五月在處州以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爾）使者的名義，草擬併發布了一篇《諭甌括父老文》。文告先稱頌元朝統一八十多年來“帝德寬大……與百姓安樂太平”，指責“今父老子弟”“徙怨於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以至“驚動天心”，要求“冀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否則，自己將對“拒命不從者輒擒誅之”。
在處州三年的時間裡，劉伯溫與石抹宜孫詩友唱和，其《文集》中儲存下來的題贈和酬答石抹宜孫的詩多達八十餘首，這些詩抒情言志，互相激勵。他們以歷史上的忠臣魯陽公、藺相如以及中興唐室的李光弼郭子儀自勉。
但是，不知具體是從什麼時候起，這對曾經“相期各努力，共濟艱難時”的詩友後來竟分道揚鑣，劉伯溫一改初衷，棄官歸裡，不久投入反元的農民起義軍中；而石抹宜孫卻忠貞不渝，為他所維護的大元王朝流盡最後一滴血，壯烈捐軀。
劉伯溫具體是什麼時候與石抹宜孫分道揚鑣、棄官歸裡的呢？
偽託為黃伯生所撰的《誠意伯劉公行狀》寫：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院判石抹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國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敕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日：“我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所宣力矣”乃棄官歸田裡。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日：“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栝蒼，並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會上下金華，定栝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公決計趨金陵。
這囉裡囉嗦的一大段，其實是刻意迴避了兩個問題：
一、劉伯溫到處州的任務是協同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宜討伐處州境內農民起義軍的，而劉伯溫自己也在與石抹宜孫相唱和的詩集《少微倡和集》作序時寫：“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抹公謀括寇。”處州地臨括蒼山，隋唐曾名括（又作栝）州，後人沿襲，稱處為括。“謀括寇”，即平定處州境內民變。
自稱作於洪武十八年《誠意伯劉公行狀》在這裡只輕描淡寫說劉伯溫是與石抹宜孫“安集本郡”，跟著，筆鋒一輕，就三次提到方國珍，說“執政者皆右方氏”，“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方氏將浮海避公”，刻意造成這種假象，即把劉伯溫到處州的主要任務寫成是與方國珍對抗。則修撰於建文年間的《明太祖實錄。劉基傳》未辨其偽，也跟著寫劉伯溫“改行樞密院經歷，與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以拒國珍”；修撰於清初的《明史。劉基傳》更是一脈相承，寫劉伯溫在處州與石抹宜孫共事三年的任務就是“拒國珍”。
二、在看似不經意的行文中把劉伯溫棄官歸田與朱元璋進攻的時間錯開，且是劉伯溫棄官歸田在先，朱元璋“下金華，定栝蒼”在後，還臆想出一段劉伯溫聽說朱元璋已經佔領了處州後在家裡的舉動——“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說朱元璋是“天命所歸”，不久就決定到金陵投奔。
不用說，《明太祖實錄。劉基傳》、《明史。劉基傳》也都沿襲了此說。
但是，《誠意伯劉公行狀》卻自露馬腳，說劉伯溫之所以棄官辭職，是“經略使李國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即劉伯溫辭職的時間，是李國鳳巡撫江南時。
而查《元史。順帝紀》可知，李國鳳是在至正十八年九月由治書侍御史轉經略江南的。而元朝的戶部尚書分部閩中貢師泰在《雲楚莊記》記：“治書李公經略江南之明年，道出栝蒼，得士劉彥明，置諸幕府。又明年，至三山。”
可見，李國鳳抵達處州的時間是至正十八年的“明年”，即至正十九年；而離開處州的時間是“又明年”，即至正二十年。
這麼一來，劉伯溫的辭職時間必須是在至正十九年和至正二十年之間。
而《元史。 石抹宜孫傳》記：“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石抹宜孫）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殿。兵至婺，與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製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處州。”
即朱元璋軍取蘭溪、逼婺州、下金華、入處州是在至正十八年冬和至正十九年之間。
那麼，在至正十九年和至正二十年之間辭職的劉伯溫此時還應該在石抹宜孫幕下效力，也肯定參與了策劃抵禦。
這一點，明末學者錢謙益在《牧齋初學集》中早已作出了考證，稱：十八年，我兵取蘭溪，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以規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劉伯溫）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倚之以謀我師也。
作《誠意伯劉公行狀》的作者處處以曲筆為劉伯溫維護，可謂用心良苦。
但作為當事人的劉伯溫和朱元璋，對此一事，肯定是心知肚明的。
此事，也成為了這對日後君臣心中的一道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