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1911）後，李瑞清著道士裝居於上海，自稱“清道人”。此時的他成為清朝遺民，從外部環境看，是改朝換代；從內在心境上看，可視為人生經歷的重大轉折。李瑞清到上海後以鬻書為生，初到之時，其困頓之境可想而知。約在1917年，他 在《復維良會書》中說：
貧道傷心人也。辛亥國變，求死不得，漂泊海上，鬻書偷活。寒家幾四十人，恃貧道一管以食，六年以來，困頓極矣……貧道鬻書人也，非有多數之金錢儲之篋笥也。有一日而得數元，數日而不得一元者。
其描述亦大致符合實情。李瑞清兄、弟之家眷數十口人皆仰賴李瑞清的一管毛筆為生，且鬻書而得的收入並不穩定。當時上海為一大通商口岸，各地文物商往來於此，購買古書畫的機會較多。然而，李瑞清能夠用於書畫收藏的財力非常有限。因此，他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收藏，另外還藉助上海交遊圈豐富的藏品，以便進行他的書學研究和研習實踐。
李瑞清書法取法物件和研究旨趣所在，是商周金文、兩漢六朝石刻文字，欲研習這段時期的書法史，需要金石拓本為基本資料。
李瑞清於金文中最為推崇《毛公鼎》《散氏盤》，先後於戊午（1918）、庚申（1920）透過震亞書局出版珂羅版《景大毛公鼎》《道人擴大散盤》。他為吳昌碩藏《散氏盤》拓本題額可知，他曾藏有一濃一淡兩個拓本，並因此得齋號“雙散鬲齋”。“餘既得散鬲脫（拓）本一濃一淡，因自銘其齋曰‘雙散鬲齋’，倉翁為餘題其額。倉翁今復得此精脫本，題此報之。清道人。”李瑞清推崇《散氏盤》為“篆書第一”，生平於此也用力最深。吳昌碩對於《散氏盤》也下了較多的功夫，尤其是晚年階段，在其傳世的作品中可見到多件《散氏盤》臨摹、集聯的內容。由上述材料可知，李瑞清、吳昌碩之間關於《散氏盤》的臨習必定有或多或少的交流。
《道人擴大散盤》題簽、內頁
漢隸拓本中，李瑞清藏有一本十分珍貴的《漢圉令趙君碑》拓本立軸。有收藏家謂：“人間三本，其二已殉葬，則此紙誠海內孤本矣。”足見其稀有程度，李瑞清得於長沙黃氏“求在我齋”。何時所得，尚無法確知。李瑞清還藏有《宋拓石門頌》，乙卯除日（1916年2月2日），曾熙為其作跋，由有正書局石印出版。曾熙跋曰：
予求《石門頌》“此”字不損本，及此石“高”字未封口，幾二十年不能得。辛亥予從京師得《石門頌》“此”字不損本。阿梅未幾亦得此本。今歲出以相校，則予本精神相勝遠甚。惟此本則予生平所未見。初疑摩崖拓手不能有如是之精，既借至予齋月餘，以校予所藏國初拓本其石泐所損殘之點畫，既得此本，可以參證數字。復取此本與瓶齋所藏明拓本參校。則此本精神完好，筆畫明豁，其為宋拓無疑。且宋人最好濃墨肥拓。此必好古之士督良工不憚兼日之力，方能從絕崖得之，宜阿梅寶愛之，不肯讓予也。阿梅前書刻肖，得此拓後，遂如神龍飛躍九天矣。乙卯除日。農髯熙為阿梅跋此，已四鼓矣。
李瑞清此本最初受到曾熙的懷疑，因《石門頌》為摩崖，與碑刻相比，椎拓的難度要大得多，而此本則拓工甚精。透過與其他三個拓本的校對，曾熙最終將此本定為宋拓本，拓法為宋拓中常見的濃墨肥拓。可以想見，李瑞清、曾熙、譚澤闓等人居滬上時，必然常常攜帶各自珍藏的金石拓本聚於一室，以校核、賞析為樂事。曾熙還指出，“阿梅前書刻肖，得此拓後，遂如神龍飛躍九天矣”，凸顯了金石佳拓收藏對於書法家書藝進步的重要意義。
李瑞清藏《圉令趙君碑》題名、內頁
對於漢代文字，李瑞清不僅留意於碑刻、摩崖等大宗，對其他載體上的文字亦十分重視，以作參照。譚延闓曾記一次在李瑞清家看漢代陶器文字的經歷：
……偕呂滿附電車至李道士（李瑞清）家，陳某先在。道士出示張丹斧在陝西所得漢匋（陶）器三，其二為瓶，以朱漆書，字在分隸間，其一文曰：熹平元年十二月四日甲申……
對陶器的關注，是金石學在清代中晚期研究和收藏範圍得到拓展的表現之一。李瑞清收藏的三件漢陶器得自陝西，與碑刻、摩崖文字藉助拓本為載體儲存不同，此為原物。另一個本質的不同，陶器上的文字是漢人直接書寫的朱書墨跡，與拓本經過書丹、刻石、椎拓相比，減去了中間的環節，而直現書寫者的筆法。李瑞清託人購藏漢陶器，無疑是為了其上朱書文字，而關注的重心，又是其文字的視覺特徵。作為漢代文字的重要遺存形式，對於追溯漢代筆法有重要的作用。
摩崖刻經《泰山經石峪金剛經》被李瑞清譽為“六朝大字第一”，李瑞清收藏有此摩崖刻經的“墨拓精本全分”，由於原拓過大，他力勸震亞圖書局的主人朱挹芬以珂羅版縮印發行。魏碑拓本中，李瑞清所藏淡墨本《張猛龍碑》是其中尤為特出者。此碑北魏正光三年（522）立，全稱為《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碑》。李瑞清《節臨六朝碑跋十四則》中，其一曰：“新得宋拓《張猛龍碑》，用筆堅實可屈鐵，《景君》之遺也，下開率更。”
李瑞清縮印《泰山金剛經》題簽、內頁
碑帖拓本之外，李瑞清的書畫墨跡收藏也別具特色。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即是以重價購得宋代著名道家學者陳摶（希夷，871-989）“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五言集聯。曾熙題跋此聯時言“海內轉相勾刻，但其皮相。今觀墨跡，直使古今書家一齊俯首，蓋別有仙骨，非臨池所能”。從“海內轉相勾刻”一語，可知其聲名流播之廣，更可襯托其原跡的珍貴。此幅墨跡的可貴之處，存於筆墨之外的“仙骨”，正在於書者陳摶其人。李瑞清得到此聯後，以乾隆舊錦付裝池，請曾熙題跋。然而不到一月，便被康有為借去。康有為對此寶愛至極，一直懸掛於室中品味，不肯歸還。直到李瑞清歿後，曾熙才將之索回。在曾熙齋中存放兩年後，由於為李瑞清建玉梅花庵的需要，而將此轉售與他人。
李瑞清曾藏有元代畫家高克恭《春雲曉靄軸》。李歿後，畫歸於其門生蔣國榜。此畫顯然為一幅難得的精品之作，曾熙晚年作山水時仍憶起：“高尚書渾濁處不易到。文潔公所藏，今已歸江寧蔣氏（蔣國榜）矣。”明代書畫中，李瑞清最重吳門沈周與松江董其昌。李瑞清在京師參加教育會議時即已攜帶沈周山水冊子，常與譚延闓、曾熙共賞。1916年，李瑞清透過上海有正書局珂羅版影印《石田仿宋元各家冊》，應當即是這一冊。曾熙於1924年題其新得《沈石田墨筆山水冊》時提到李瑞清所藏的這本沈周冊頁。董其昌的仿古畫，李瑞清曾收藏一冊，後來又得到一卷《輞川書畫圖卷》，並先後四次作跋。
李瑞清舊藏《石田仿宋元各家冊》（區域性）
李瑞清曾以重價購得清代眭嵩年的山水，眭嵩年為崇禎壬午舉人，官華亭儒學教諭，他與黃道周、倪元璐等都是明季尚氣節、工書畫計程車大夫。李瑞清極愛此畫，後歸姚虞琴。曾熙於壬戌（1923）向姚借觀此畫，並題跋於上。李瑞清藏明遺民八大山人書畫多幅，民國石印的《八大山人書畫第一集》中，有李瑞清收藏的草書中堂一幅，草書立軸一幅，行書立軸一幅。《仿青藤老人墨荷圖》是他收藏八大山人畫中最著名的一幅。此畫李瑞清歿後歸其三弟李筠庵，筠庵重新裝池後曾熙為其題跋。李瑞清收藏書畫尤重人品氣節，他特別留意遺民書畫家，或許出於身份上的認同感。
李瑞清上海交遊圈的好友大都志趣相投，都有數量可觀的書畫、碑帖收藏，他們常常聚集觀賞品評，或者借至齋中慢慢賞玩、研習。其中，較為重要的有：李筠庵、曾 熙、譚延闓、譚澤闓、向燊、胡小石、蔣國榜、李謙六、唐吉生、錢衝甫、狄平子等。這些海上同好的收藏無疑大大擴充套件了李瑞清對於金石書畫鑑賞的範圍和數量，對他的理論建樹、創作實踐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李筠庵為李瑞清的三弟，其身份類似於文物商，常常往來於賣家與收藏家之間，鑑賞力為圈內好友所肯定。他的收藏頗富，經手的書畫碑帖難以計數。有記載可尋者，柯九思舊藏《蘭亭序》拓本和《宋克書孫過庭書譜》是其中重要的藏品。曾熙為朱挹芬臨《蘭亭序》，所據的本子即是李筠庵收藏的，其跋曰：“乙卯（1915）十月小雪後，臨與挹芬先生，曾熙時客滬上瓶齋。此據柯丹丘藏本臨之。柯本今藏臨川李筠庵家。”《宋克書孫過庭書譜》曾借給曾熙賞玩達一年之久。1917年6月29日（丁巳五月十一日），曾熙為返衡陽，將借至齋中的《宋克書孫過庭書譜》還與李筠庵，並題跋以志：
辛亥七月，予得宋仲溫先生《蘭亭》於京師，逾日復見此冊，未與決值，而書賈已匆促出京。方深為憾，既得阿某來書，知此冊為筠弟漢上得之。海內得先生墨跡如吾二家之精且多者，實未嘗見。覃溪老人於《七姬墓誌》有“夢想三十年不得一見”之語，蓋墨拓本也。儻得見吾《蘭亭》手跋與筠弟此冊，其與秋盦諸人題詠，不知如何快愉也。此冊借餘齋中將一歲，丁巳五月十一日將歸衡州，記此還之阿筠三弟。熙。
宋克為明代初期的大師，其章草尤為後世所重。經歷明、清兩代，宋克墨跡傳世極少，翁方綱夢想其《七姬志》拓本三十年而不得見，曾熙和李筠庵卻得到了宋克兩件長篇真跡，在曾熙看來，海內“實未嘗見”。曾熙在1911年與《宋克書孫過庭書譜》失之交臂，後來從李瑞清來信得知為李筠庵所購去，反映出李瑞清圈中好友在書畫鑑藏上的互動交流之一斑。
清代金石學家顧湘舟（顧沅）所輯三代秦漢文字精拓本《藝海樓金石文字》曾為李筠庵收藏，李瑞清對此尤其欣賞，常常置案頭賞玩，並囑託朱挹芬影印出版。書在李瑞清去世後出版，後有李健題跋，言：“其椎拓之精，尤以漢建安弩機文為最……近世殊乏此拓手耳。”李筠庵亦收藏清代重要書法家劉墉與何紹基的墨跡。其《劉文清真跡精品》有曾熙題跋：“此吾阿筠篋中物也。冊中所臨《黃庭》，疏逸神秀，蓋從險處發生姿態，極晚歲得意書也。”李筠庵亦留意收藏石濤、八大山人書畫，《峰青館古畫集》中錄有他收藏的石濤《雨竹》，八大《木瓜》《菊》等畫作。
譚延闓、譚澤闓兄弟皆為李瑞清的故交，書畫、碑帖收藏極富，猶以收藏劉墉、錢南園、何紹基、翁 同龢四家書法為著。譚澤闓關於鑑定的問題，有時會徵求李瑞清的意見。李有一信札即是探討此問題：“錢（南園）聯確為真跡，無可疑，以其用筆知之。學者不能八面出鋒也，不可以貌而薄之，更不可以吾弟書境能到而存疑也。此種吾弟細閱之，與書道大有益。”還有一封信，探討劉墉書法鑑定之難：
昨晚歸，視劉大幅似真，而“學”“南”等字太滑，未敢信。外三直幅，本無可疑，然亦極事奇。餘家舊藏有屏一幅，此其三也。兒時看之極熟，無一筆不似，然其紙色稍舊耳，決其為一人手書。石庵相國不應行款如一，而亦得之湖南。此屏舊失，確非此三幅，則湖南必有一好手假劉書，其人必在道鹹間也。則劉書之難看如此，無怪阿筠之刻矣。仍付來使，包好納上。
向燊（1864—1928），字樂谷，湖南衡山人。受業於湘潭王闓運，曾遊學日本。民國後，為隴南觀察使，改渭川道尹。1916年為湖南湘江道尹，1917年兼任財政廳廳長。約在1917年，避兵棄官赴上海鬻書為生。在此之前，向燊也偶爾過往滬上。在西北期間，他留意收藏了一批珍貴的出土文物。據曾熙1922年為向燊所訂潤格介紹， “辛（亥）甲（午）之際，備歷險阻，幾死者再，而樂叟抱周器、唐佛、齊梁經卷出入鋒刃”。赴上海時，他將這些收藏帶在身邊，圈中好友常得以賞玩。向燊收藏的重點是從西北得來的商周青銅器、唐宋畫與六朝經卷。民國石印《峰青館古畫集》中有向燊收藏的《唐人畫佛變相圖》 《唐人細筆佛像》《宋人積雪圖》等唐宋畫，應是在西北為官時收來。但是關於他收藏的“唐宋畫”，李瑞清和譚延闓的態度大不相同。向燊有一段題跋記其一卷唐代畫佛的來歷及李瑞清見到後的反應：
圖出甘肅敦煌縣莫高窟，蓋唐人所繪也。於民國二年得於隴西道署，六年撰贊於湘江道署，七年二月南北戰爭激烈，避兵攜至上海，清道人一見欣賞，以其用筆皆古篆籀法，欲假臨副本，遂置伊處。九年八月伊歸道山，適餘送廷兒赴日至申，仍歸吾篋，因書前贊，並記其事，以志人琴之感。衡山樂父向燊。
李瑞清“一見欣賞”，並指出其用筆“皆古篆籀法”，顯示出李瑞清對文物視覺特徵的關注，及對書畫用筆的敏感。他將其迅速地聯絡到“書畫同體”這一傳統觀念中。向燊這一卷一直置於李瑞清處，供李瑞清臨摹複本，直到李去世後才返歸向燊篋中。而對於向燊收藏的“唐宋畫”，譚延闓是頗不以為然的。1915年的一則日記中，譚延闓將其稱為“偽唐宋畫”：
出至長春棧見向樂谷，任尹在座，曾九（曾熙）、李三（李筠庵）旋來。看所藏偽唐、宋畫及經卷十餘卷，有一卷紙背印佛像，梵字，且有永興郡印雲，永興名郡只南齊時有之也。又《妙法蓮華經》一卷，特為精妙，欲過《靈飛》，又一卷作章草，皆目所未睹，雲蘭州所得也。
時隔七年，譚延闓的日記中又有提及：“樂谷之唐畫，有人出二千元，亦見好奇者之多。”可見，譚延闓對這些畫的態度並未有太大的轉變。然而，向燊在蘭州所得的經卷，確為譚氏驚奇。《妙法蓮華經》精妙甚至超越《靈飛經》，章草“目所未睹”。李瑞清辛亥年在京師時，手中已藏有敦煌經卷。向燊收藏的經卷在數量和書法藝術的高度上都得到了時在海上圈中好友的讚歎。
受到李瑞清或多或少的影響，門生胡小石、蔣國榜等皆重收藏。胡小石藏有金石拓本多種，約在1918年集為《金石蕃錦集》透過震亞書局印行。李瑞清為其跋曰：
學魏碑者必旁及造像，學漢分隸者必旁及鏡銘磚瓦，學鼎鐘盤敦者以大器立其體，以小器博其趣。此《蕃錦集》者，餘門人胡光煒平日所得拓片輯成者，其考證確實有勝前賢者，震亞主人假影印之以示學者。戊午冬日，清道人。
蔣國榜藏有一本極為重要的漢隸《史晨碑》宋拓本，為何紹基的舊藏，李瑞清評曰：“平生所見《史晨》，未有可比肩茲本者。今歸蘇盦吾弟，從此可以上探兩京筆法。”
李瑞清跋《金石蕃錦集》
李謙六是江西臨川李宗瀚後人，他和李瑞清同族，與上海李瑞清朋友圈交往頗多。《譚延闓日記》1917年10月18日記載：“出至道士家，大武等已去，見道士兄弟、姚老、謙六，謙六以《夏承碑》《淳化》三本、《孔穎達碑》出示，古色照幾，使人神悚。孔碑少遜，然買者已出二千四百元矣。”可見，李宗瀚的一些重要碑帖收藏為李謙六所繼承，這些碑帖是收藏家夢想得到的寶物。《夏承碑》拓本，被李瑞清、曾熙認為是“海內孤本”，其在當時的珍稀程度可想而知，此拓本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遞藏經過亦大致清晰：明代時為著名鑑藏家華夏（中甫）收藏於“真賞齋”中，後來為李瑞清從高祖——臨川李宗瀚所得，再後來傳至李謙六的手中。李謙六將此拓本多次拿給李瑞清、曾熙觀摩，曾熙亦多次對臨。
海上書畫名家唐吉生收藏亦富，其旨趣與李瑞清相近，以石濤、石溪、八大山人為主。就記載可知，愛儷園古物研究展覽會丁巳六月十五日（1917年8月2日）展出唐吉生收藏的石濤山水；1919年4月25日，展出唐吉生收藏的八大山人《蕉石》軸。《八大山人書畫第一集》中錄有唐吉生收藏的八大畫作多幅，如《魚鳥壽石》中堂、《仿倪雲林山水》立幅、《喜報三元圖（趙 悲盦舊藏，高李盦題識）》、《蕉石》立幅等。唐吉生繪畫亦師八大山人，李瑞清曾跋其畫牡丹“仿八大山人作，全以高淡化其濃豔”。
錢衝甫（衝父，1875-1966），浙江嘉興人，他收藏的書畫、碑帖甚富，與李瑞清等在上海的湖南籍書畫家過從較密。他的收藏旨趣與譚延闓、澤闓兄弟相似，樂於收藏劉墉、錢南園、何紹基的墨跡。譚延闓的日記曾記載，1915年12月12日，譚邀曾熙、澤闓等去錢衝甫家飲惠山泉茶，看所藏錢南園、劉石庵、何道州書法。另有名畫多卷：“沈石田大幅、趙原直幅、龔半千《溪山無盡圖卷》、文休承《豳風圖卷》、趙令穰《水村蘆雁圖卷》、王石谷《蘇齋圖卷》、戴文節山水卷，皆劇佳品。”從譚澤闓“皆劇佳品”四個字的評價來看，錢衝甫書畫收藏中的精品是較多的。與李瑞清鑑藏圈中的好友一樣，錢亦藏有石濤畫作大幅精品。
李瑞清與海上收藏名家狄平子交誼頗厚，在金陵為官時，李瑞清過往滬上，就曾去狄平子的齋中觀其所藏書畫，《時報》1909年1月1日“平等閣筆記”對此有記載：“去秋李梅庵觀察來滬時過餘齋，觀餘所藏書畫。”居上海後，李瑞清應是狄平子平等閣的常客。
移居滬上之後，李瑞清從兩江師範學堂的校監變成以鬻書賣畫為生的“清道人”，不問世事，他的精力完全投入到書畫藝術中，樂趣也僅存於與好友、門生之間的金石書畫鑑賞交流及書畫之藝的實踐探討。李瑞清重要的書畫、金石拓本藏品可能多為青年時於湖南，或宦居江南時於金陵、京師等地所購藏。居滬時期是李瑞清總結深化其書畫史論的階段，也是其書畫實踐奠定個人成就、凸顯自身風貌的時期。縱觀李瑞清的收藏經歷，可以發現他的鑑藏旨趣圍繞兩個線索而展開：一是書學源流，以商周金文、兩漢六朝石刻等金石拓本的鑑藏為主體，兼顧磚瓦、鏡銘、陶器、簡牘等其他同時代的文字遺蹟；二是書畫用筆的相通性，尤其注重體現“篆籀筆法”的繪畫，如對向燊所藏敦煌唐代佛畫的鑑賞，對沈周畫稿的收藏等。
居於滬上的近十年間，李瑞清與震亞書局朱挹芬過從較密，得出版之便利，將重要的金石學書拓本以珂羅版影印，根據範本自身特點或擴大，或縮印，供友朋、門生及更廣泛的學書者使用，為學界提供了大量的優質範本。從學書範本的角度來看，民國初期大量珂羅版、石印本字帖的出版與流佈使得書法藝術的傳承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頗具現代意味的面貌。李瑞清及其友朋門生正是這一過程中的有力推行者。作者王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