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還有一些典型的性格弱點,在他和雍正帝的矛盾發酵中起到了嚴重的激化作用,比如愛慕虛名,喜歡自我標榜。
平心而論，年羹堯識人稱明、論事稱精，這一點雍正帝是瞭解的，在兩人關係融洽時，也很願意接受他的意見。在舉薦大臣方面，我們提到過的鄂爾泰、史貽直，都是正面典型。
此外如雍正元年正月，他一道奏摺就薦舉了川陝兩省中層文官十五名。其中胡期恆、王景灝、傅德等皆以幹練著稱，後皆官至巡撫，是年羹堯川陝班底中的主要成員。可惜的是，這些君臣相得的好事，最後都成了年羹堯的罪過。
先說用人。
年羹堯雖能識人，卻喜奉承，又不能拒賄，很快就出現了薦舉太濫、甚至因賄而薦的問題。名聲在外後，朝野逢迎拍馬之人更是如蠅逐臭，連被皇帝憎恨的廉親王允禩的門人也帶著金銀到年家行賄，謀求升遷。
而隨著雍正帝自己培植的人事班底不斷成熟,年羹堯逐漸失去了為新君介紹朝臣的中間人身份。在這種形勢下,他以大將軍身份舉薦非其所直轄的官員,本來不妥,多薦濫薦,更是極犯忌諱。
然而被皇帝和群臣捧昏了頭的年羹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仍然不斷向皇帝提出人事建議，令雍正帝大為氣惱。
再說治事。
雍正帝與大臣相處，很崇尚一種理想的君臣關係。他希望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做出來後，提議的大臣能夠謙遜低調，只稱頌皇帝的聖德，而不自我標榜，所謂“善則歸君”是也。當然，他並不是一個喜歡掩人功勞的君主，對於寵臣們的好人好事，他很願意投桃報李，公開讚美，讓受益者在感激皇恩的同時，也念及相關大臣的好處。
和乾隆帝以“本朝無名臣”來襯托君主的獨裁與聖明相比,雍正帝追求的是“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不過,如果好政策的提議者率先打破了這種理想的君臣關係,到處自我宣揚、自我標榜,視皇帝的“聖恩”於無物,那是雍正帝絕不能容忍的。
大臣單方面的“沽名”是他的大忌，普通士大夫尚且如此，年羹堯這樣的領兵重臣，那就不消說了。可不巧，年羹堯確有“沽名”之好，令皇帝極為惱火，後來成為年羹堯的罪狀之一。
事實上，以年羹堯之聰明，他對自己權重遭忌、成為眾矢之的的處境並非完全沒有認識。戰爭結束後，他曾上奏試探雍正帝的態度，說：
“我本來有臂痛之病,現在已經好了,只是眼睛已經花了,繕寫奏摺要戴眼鏡,頭髮也白了幾十根,心臟也不大好。我擔任封疆大吏有十六年了,一直盡心竭力,不敢稍有懈怠。我現在十分想回到北京,與皇上您君臣團聚,至於西陲重任,我實在不能永遠擔任。我現在希望您能給我一句準話,讓我安心。等我將川陝軍事善後工作完成後,若不用心薦舉一名可以替代我擔此重任的大臣,那就是我只圖利己、不顧地方大事,自然是辜負了皇上的天高地厚之恩。”
針對年羹堯的這番試探，雍正帝一面強調自己是如何心疼，給藥給方，讓年羹堯好好調養身體，一面表態說：
“西邊是即如此平定,亦得你在此彈壓數年。況你立此奇勳,地方來年妥之,先調你進來,必令天下後世以為疑你之舉,即便是你的立意,亦不過加你功成身退之論,我君臣何必存此形跡?當做一個千古奇榜樣與人看方好。”
明確表示如果此時將年羹堯“調崗”，就要被世人視為君臣相猜相疑。所以只是為了維持二人“千古奇榜樣”的高大形象，近一時期你年羹堯還要繼續堅守在川陝總督的崗位上。
普遍認為,雍正帝向年羹堯下手的導火索是雍正二年底年羹堯的進京陛見。此前,因為種種原因,雍正帝已經對年羹堯非常不滿,但就是那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年羹堯在北京的傲慢表現徹底激怒了雍正帝,令其忍無可忍,下定了“倒年”的決心。
年羹堯雖然從康熙四十八年起就是雍邸門下，又是側妃親兄，但因其外任較早，所以終年羹堯一生，和雍正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其實非常之少。從二人結為郎舅，到年羹堯被賜死的十五六年間，年羹堯只有四次短暫待在北京，最後一次還是以失去自由的囚犯身份。
年羹堯第一次進京是在康熙年間。當時雍正帝只是普通皇子，年羹堯也只是普通督撫，二人都沒有達到極度膨脹的狀態，想必互相也能拘泥於基本的禮節，保持表面的體面。
年羹堯第二次進京是在雍正登基之初，他以川陝總督的身份為康熙帝奔喪，並與新君商議西北軍事部署。這一次他進京的時間較短，又正逢國喪，安排太過緊湊，張揚的個性沒有機會施展。另外，這段時間是雍、年關係史上的蜜月期，年羹堯剛剛為大將軍印的平穩交接做出貢獻，二人惺惺相惜、互相倚仗，一見之下，以前的不快統統忘卻，情誼越發深厚。
雍正二年底，也就是青海一戰大功告成的半年之後，年羹堯再次回京，完成他的慶功之旅。這一次他在北京停留的時間較長，足夠把該得罪的人當面得罪個乾淨，也有機會讓雍正皇帝近距離感受一下這位四十多歲就功成名就的大將軍有多麼不可一世。
另外,此時的雍正已經做了兩年皇帝,習慣了“出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的生活,和即位之初的心理大不一樣,對他人“不敬”舉動的容忍度自然也大大下降了。
年羹堯入京之初，雍正帝高度重視，年羹堯在京居住期間，雍正帝讓他與總理事務王大臣、中樞近臣們一起面承上諭，下達聖旨。雍正帝之所以有此舉動，可能有藉此機會試探年羹堯能否留京任職機樞的初衷。
年羹堯才兼文武,是翰林出身,先出將而後入相,論能力論地位,都無不可。且如此一來,既客觀上起到了削其兵權的目的,又能保全功臣身家、君主體面,倒不失為一個兩全的辦法。
不過，經過一個多月的試驗，雍正帝認識到，這個想法實在有些一廂情願的意思，可行性很差。
年羹堯雖然是進士及第、翰林起家，但在外開府、領兵已經近二十年，獨當一面、說一不二，早已成了習慣，再回到北京做那早來晚散、隨班唱和的中樞大臣，他自己根本無法適應。另外，在與雍正帝會面時即大大咧咧兩腿張開坐著。這樣的姿態當然讓雍正帝極為生氣，這種面對面的直觀衝擊，顯然比耳聞的、奏摺所見的更令人難以接受。
雍正帝當然不滿。然而僅僅是不滿，哪怕是嚴重不滿，也並不足以讓雍正帝憑一時衝動拿下這位“西北王”，畢竟年羹堯是他熱捧了三年的大功臣，在川陝經營十餘年，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都十分可觀。
拿下他,需要考慮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合法性、合理性夠不夠。
年羹堯是成大事不拘小節的人，想找他的罪名，當然是不少的，但畢竟需要時間去搜集，需要人證物證來坐實。
第二是控制力夠不夠。
年羹堯在川陝等地經營多年，不但本人作戰經驗豐富且擁有兵權，當地主要文武官員也大多由他推薦任命，很容易形成類似中晚唐藩鎮的割據之勢。何況他身邊還有允糖這樣具有皇位爭奪資格的近支皇室成員，可以與京中的其他反對派形成呼應，對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構成極大威脅。
對雍正帝來說,如果只考慮第二點,將年羹堯直接扣在北京,是比較穩妥的辦法,但這顯然與第一點相違背。如果要兼顧第一點,即先將年羹堯放回川陝,再蒐集罪名,按照懲處封疆大臣的一般程式處理,一旦行事不慎,就可能對年羹堯及其集團造成心理刺激。萬一局面失控,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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