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於美國東部時間2021年8月1日凌晨在於睡夢中安詳離世，目前已經下葬於普林斯頓他父母的墓旁。
余英時先生千古！
活一天，我就要盡一天責任。……我的專業是研究歷史，就希望把我的歷史研究好，不是曲解歷史，不是為了某一種利益而搞一個學說，也不是為了賺錢而寫一本人人都買的書。做歷史研究也罷，做哲學研究也罷，得到某種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進一步，那我的責任就盡了。
至於人家的評價怎麼樣，對你是不是欣賞，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認，這都不重要。這樣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沒有那麼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麼樣，這是心理上最難克服的問題。
——《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1950-1955年，余英時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為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生。1956-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當代歷史學家、漢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首屆漢學獎。
余英時新亞書院畢業照。來源：周言《余英時的香港時代》
余英時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以史學家的敏銳透射現實，儘管“一生禍盡文字出”，他仍堅守傳統知識分子一種“單純的倔強”。
余英時與錢穆
余英時教授雖然專攻中國歷史，但研究範圍亦很廣泛，論述中國哲學和文藝之著作甚多。對於中國知識階層的歷史，餘教授更是撰述不息。他尤注意個別知識分子的治學和風貌，如明末方以智、清乾嘉的戴震與章學誠，以至民國的胡適、顧頡剛，他都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餘教授著作等身，凡數十種，包括《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
除了這些以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與士大夫群體為研究物件的著作外，余英時先生也常涉足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其《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重尋胡適歷程：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等都是研究近代中國歷史人物的膾炙人口的佳作，將思想史、生活史與心態史研究融為一爐，展現了近代中國知識人斑斕多姿的歷史群像。
余英時在唐獎頒獎典禮上
從左至右：李世華（巫寧坤學生）、巫寧坤、余英時，攝於2012年
余英時手書悼念巫寧坤
附：
余英時：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一、國學“大師”太多了
時代週報
：現在的“國學熱”似乎越燒溫度越高，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余英時：
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國學熱”可言。真正的學是不能熱的、熱不起來的，只有五分鐘。學是要冷冷清清長期做的，如果要帶一個“熱”，就可以不考慮了。等於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熱，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國學熱”本身跟國學並沒有什麼關係，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東西代替。老祖宗的東西就是很好的，我們不用向國外求什麼，光老祖宗的東西已經用不完了。無非就是這樣一種想法，才會搞出“國學熱”來。
時代週報
：有人認為現代社會“人心不古，物慾橫流”，所以必須倡導“國學”，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余英時：
我想，“人心不古，物慾橫流”的說法，每個時代都能聽見。古代就有了，漢代可以這樣說，唐代可以這樣說，明代可以這樣說，現在還是這樣說，什麼才是把人心復古呢？從前提倡經學的人，就以為經學可以解決一切，中國人唸經學唸了幾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庫全書》提要，經學有多少書？每一代都有發展，還不是繼續“人心不古，物慾橫流”？我想每個時代都有問題，沒有任何一種萬靈藥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對症下藥。
時代週報
：在現代學術史上，“國學”一說的發展有什麼樣的背景？
余英時：
“國學”基本是日本的名詞，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復日本的國粹，先是對抗中國的漢學，後來又對抗西方的東西。這個“國學”後來就傳到中國來了。當初也經過許多演變，也有“國粹”的說法，同樣是日本傳來的。後來中國有《國粹學報》之類。章太炎提出，這些東西有所誇大了，所以改用“國故”，他有一本書就叫《國故論衡》。胡適他們提出“整理國故”，整理跟中國有關的歷史種種。這樣“國學”就變成中性的名詞。
清華大學辦國學研究院的時候，就用過這個名詞。包括我的老師錢穆先生寫過《國學概論》，他說“國學”這個名詞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認為，把“國學”變成某一種神聖、美妙的意義，讓它發生精神嚮導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這和考古學家李濟之先生反對用“漢學”這個名詞一樣，不想把中國考古變成“漢學”的一支。
時代週報
：在學術研究上，通與專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
余英時：
在學術上，通與專是看個人的。有人願意是專家，他不想“通”，對“通”沒有那種意識。有人故意學“通”，那種是很虛的通，許多抽象的廢話，聽起來冠冕堂皇。尤其是現在用西方各種理論的名詞，人家也不知道葫蘆裡賣什麼藥。我想真正求通，是在專中求通，通中求專，兩者分不開。沒有具體研究，通什麼呢？一到具體研究就進入專的領域。這專不是就事論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後面，看看左右，把有關的都聯絡起來，那就是專中有通，通中有專，不能空談專與通。
時代週報
：為什麼現在大陸的學者動不動就稱“大師國學”，動不動就是“通才”？
余英時：
還是精神空虛吧。這是最大的問題，學術界的人精神也空虛，總要有一些東西填補，變成大師的話，當然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貶值了，什麼都是大師，就沒有意義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
時代週報
：那些頂尖聰明的學者為什麼熱衷於當大師？
余英時：
有人學問好，聰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聰明，中國古人講，這個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罵人的話，是讚美的話。西方經典《贊愚》中就說，越是愚鈍的人越有智慧，愚鈍的人不是言詞辯詰，而是對人生有某些很深的體驗。越聰明的人越是糟糕，聰明等於是一個工具，就像科技一樣，用在好處也行，用來製造殺人武器也可以。這就是古人講“術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謹慎。這跟智慧沒有什麼關係，千萬不要迷信什麼學者大師之類。
二、但求面對死亡而視為平常
時代週報
：一些在文化、學術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為什麼會產生“不朽的焦慮”？
余英時：
人到老的時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記住孔子的一句話：“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輕的時候是好勇鬥狠，要跟人家拼打、鬥爭，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這個世界，越想抓緊“得”。這個“得”不光是財，主要是名譽：人家承認不承認。怕寂寞，這就是黃宗羲早年講的一句話：“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麼事都會幹。老年人就怕這個世界把他丟掉了，他沒有地方可去，沒有東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個東西就佔有，無所謂節不節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輕的時候不會意識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後，死亡的威脅就存在了。
儒家講死亡，就是面對它而視為平常，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適到英國去見劍橋的大主教，就說：對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沒死以前就做我該做的事。這就是張載所說“存，吾順事”。活一天，我就要盡一天責任。責任有很多，對子女有責任，對太太有責任，對父母有責任，對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責任，能盡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盡我最大的努力做我應該做的事情。我的專業是研究歷史，就希望把我的歷史研究好，不是曲解歷史，不是為了某一種利益而搞一個學說，也不是為了賺錢而寫一本人人都買的書。做歷史研究也罷，做哲學研究也罷，得到某種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進一步，那我的責任就盡了。至於人家的評價怎麼樣，對你是不是欣賞，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認，這都不重要。這樣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沒有那麼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麼樣，這是心理上最難克服的問題。
三、要恢復人的尊嚴
時代週報
：為什麼你現在把“知識分子”一詞都改用“知識人”？
余英時：
“知識人”這個名詞是我現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與中國文化》第二版，我在序裡提出這個問題。以後我就儘可能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分子”。原來我也用“知識分子”，那是隨俗，因為語言應該隨俗。但我現在覺得這是一個問題，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麼都在裡頭。“知識分子”已經用了幾十年，從前是一箇中性的詞，後來就變質了。所以我不想再用。
我記得可能是看了已經去世的語言學家陳原談“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響。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識人，日本人也用“知識人”。我給日本學界寫過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識人”這個名詞。講知識人等於中國人講讀書人一樣，講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都可以，為什麼不能用知識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復人的尊嚴，因為語言是影響很大的東西，語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語言，就是鼓動暴力。
時代週報
：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觀念，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時：
從前中國還有士大夫階層來控制，政權也是開放的，開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舉，要做官必須先考試，這個考試是比較公平的。從漢武帝開始，中央設有太學，地方上也推舉人才再送上去。這是中國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為是小事情，這是不容易的。
西方在中古時候一個是武士階級，一個是有錢的商人可以有特權，然後是世襲的貴族。這些在中國很早就消滅掉了，世襲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戰國以後就不再實行了。唯一世襲的就是皇帝，這個沒有人碰它。中國的政權很早便開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識人）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成就，但這一開放並沒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知識人便自覺地努力，想作進一步的開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有“人的尊嚴”。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念，這一思路在現代與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潮流匯合了起來。
時代週報
：在今天這個時代裡，如何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余英時：
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上面的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人就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麼環境，儘量做自己該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為自己著想，我們念中國書，受中國文化影響，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為小時候受影響，有社會責任感，但是責任感也不能無限膨脹，膨脹到連家都不顧了。起碼的責任是對家裡人有承擔，這以後才有餘力為公家做事，這是很簡單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這一點，中國才能夠慢慢走上現代社會，只能求一點一點地變。
我從來不把任何個人當神一樣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賞，很尊敬，但我不覺得我要崇拜某一個人，想變成某一個人。我怎麼可能變成愛因斯坦呢？愛因斯坦是一個個體的生命，我也是一個個體的生命，為什麼要做他呢？就算有一個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個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沒有崇拜某一個聖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覺得在中國精神史上，這些人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從內心欣賞他們，尊敬他們。
現在想到的是，在這個時代我能做什麼，那就是做自己。我沒有英雄崇拜主義，也不會自愧不如，因為我天生就只有這麼多本錢，只有這麼多才力。這不是我能決定的，這是遺傳決定的，還跟我的環境有關係。如果小時候沒有八、九年在鄉下，我對傳統的社會與文化便不可能有親切的認識。但我沒有機會上現代小學、中學，便註定不能成為數學家或物理學家了。我只有一點對中國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並不是傲慢或者自負，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錢，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別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畫虎不成反類犬。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
本文為時代週報記者李懷宇對余英時先生的專訪（2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