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洪傑
“作為擁有大量個人資料的平臺，應當將資料交易收益的20%-30%返還給資料的生產者。”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2021年10月24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主辦的第三屆外灘金融峰會上表示。
資料價值在創造的過程中，資料的產權歸誰所有、利益如何分配，是資料利用所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
黃奇帆稱，
資料變現最終形成的收益，原始資料生產者與二次加工者都應當享有分配權
。資料財產權的分配比例，可以大致模仿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模式。比如，美國拜杜法案出臺後，確定形成了智慧財產權收益三分之一歸投資者，三分之一歸發明者，三分之一歸轉化形成效益的轉化機構這一基本格局。拜杜法案的邏輯在資料交易方面同樣適用。
網際網路平臺採集了個人資料形成了產品和服務，其中，個人扮演了“資料貢獻者”的角色，平臺將個人資料進行了二次加工。黃奇帆表示，最終呈現的資料產品、服務是兩者的共同創造，理論上隨之產生的收益應當分配給參與生產環節的各相關者，不應由任何一方獨享全部收益，否則有違公平原則。
資料產權歸屬決定著如何在不同主體間分配資料價值、義務和責任。與其他各類生產要素不同，資料的產權問題仍未解決。
黃奇帆表示，首先，資料的管轄權、交易權應由國家所有
。國家可以成立中央資料部門對國內的資料活動進行統一管理，在確立總的管理規則後，主要城市可以設立定點資料交易所，類似在北京、上海、深圳設立的證券交易所，而其他的一般省會城市、地級市不能設立。同時，基於人工智慧和區塊鏈技術建立資料可追溯系統，對資料無論是交易、使用、財產分配，有全息的可追溯過程，並且保證是不可更改的，從而保證資料交易安全有序。
其次，資料的所有權由雙邊交易的主體所共有
。當某個平臺把碎片化的價值不高的資料加工成有方向、有意義的資料，這個平臺一般應該擁有所有權。因此，雙邊交易中產生的資料，關係到參與各方，資料產權原則上應當共有。基於資料所有權的共有原則，平臺不能基於強勢地位進行大資料殺熟，也不能未經個人同意將個人資料轉讓給其他主體。
再次，資料轉讓後的主體僅擁有使用權。
由於資料能夠低成本複製，在使用過程中一般也不會造成資料的損耗和資料質量的下降，反而還會因為資料的使用創造新的經濟價值，因此資料的使用權轉移是多方共贏的行為。
“不過，資料在使用權轉移過程中，往往已經被加工成了相應的資料產品或資料服務，成為了類似於影視、音樂的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是不允許再轉售給他人的。與此類似，資料的使用權通常不允許轉授，資料的使用者也不能將資料轉手倒賣獲利。”黃奇帆稱。
應如何推動資料產業發展？
黃奇帆建議，建立資料價值分類體系
。不同的主體，應該基於自身對資料的理解和應用，建立適合平臺自身的資料價值分類體系。比如對於政府，要建立不同行業、不同政府服務機構的公共資料體系。對於網際網路平臺，要區分個人隱私資料、交易資料、社交資料、日誌資料等，按照不同的業務主體分門別類的進行管理。
另外，
做好資料要素市場的頂層設計
。黃奇帆表示，資料交易所必須由國家管理，可以是政府直接出資，也可以是國有的數字化企業投資，或者在股權設計上可以採用多元化股權、混合所有制結構，但一般應該國家控股管理。明確資料交易所的法律地位，資料交易所是所有資料交易的樞紐，開展資料期貨、資料融資、資料抵押等衍生業務。
在啟用資料要素市場上，應建立“1+3+3”的資料產品體系。黃奇帆表示，“1”就是資料，是有價值的資料；第一個“3”和資料處理中心有關，指的是交易資料處理中心的儲存能力、通訊能力、計算能力；第二個“3”，是演算法、人工智慧、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不僅僅是資料方面的交易，資料處理中心的通訊能力、儲存能力和計算能力這三項能力也可以作為交易的標的。”黃奇帆表示。
文中觀點系作者自身觀點，不代表消金界平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