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生態指數2021已經發布。
數字能力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動力，但數字能力尚存在普遍短板；數字能力高度依賴人才建設，但人才融合才是關鍵；實現產業鏈與創新鏈對接是不二法則，但各區域可因地制宜發展數字生態。
此正是數字生態指數2021中的核心觀點。
數字生態指數的由來
數字生態指數的推出，源於對數字經濟的科學評估。單純以GDP指標評估，顯然必有偏頗，因為這會忽視技術創新、人才培養、生產效率等等。數字生態指數即在此背景下誕生，其是數字經濟的評估體系，更是數字生態的分析體系和診斷體系。
2020年10月，北京大學大資料分析與應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首次釋出《數字生態指數2020》報告，其引入多方參與，聚合多源資料，多維度、多角度地構建了衡量數字經濟的綜合評估體系。
2021年，數字生態指數沿用此前理論框架，由數字基礎（基礎設施、資料資源、政策環境）、數字能力（數字人才、數字創新、數字安全）和數字應用（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三部分構成。
其中，數字基礎、數字能力、數字應用一級指標保持不變，這也是衡量數字生態的三把尺子。此外，合作單位及二級指數數量，則由15個增至23個，即新增雲棲指數、資料流通指數、AI開發者指數、數字經濟投資者信心指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數字生活指數、社會糾紛搜尋指數、數字鄉村指數8個新指數。
驅動數字生態的三種類型
具體而言。
數字生態指數理論框架中，省級數字生態被劃分為全面領先型、趕超壯大型、發展成長型、蓄勢突破型四種狀態。2201年，江蘇成為繼北京、上海、浙江、廣東之後，第五個數字生態“全面領先型”省份。數字生態“趕超壯大型”省份，也增加至10個，重慶、貴州、陝西進入了此陣營。
具體到中國城市級數字生態2021，排名前五位的城市，依次為北京（84。1）、上海（77。9）、深圳（64。8）、廣州（60。2）、杭州（56。4）。此外，重慶（45。8）位於第10位，長沙（36）位於第16位，貴陽（32。9）位於第24位。
再結合數字生態指數理論框架分析，北京屬於典型“能力驅動”型城市。其是數字人才高地，正在帶動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長沙屬於“應用驅動”型城市，其依靠“產業驅動”和“民生驅動”的雙輪模式，帶動了數字經濟發展。貴陽則屬於“基礎驅動”型城市，其率先將大資料提升至戰略高度，並帶動華為、蘋果等一批全球知名科技企業落戶。
數字能力還是普遍短板
“但數字能力還是普遍短板，”作為數字生態指數的負責人，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大資料分析與應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張平文院士，對於指標進行了解讀：“數字能力是驅動城市群增長的核心動力，數字經濟的發展高度依賴數字能力。”
舉例說明，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並不缺少產業支撐，5G網路、智算中心等數字基礎設施也在快速建設之中，但尚缺乏扛鼎的“能力驅動”型城市。這相比於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明顯不利於數字生態的梯次構建。
但也另需說明。數字能力並不應侷限在一座城市，可在城市群內相互借力。以成渝城市群為例，成都和重慶並非競爭關係，兩座已在數字產品製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數字要素驅動業、數字化提升業形成互補。
產業鏈與創新鏈對接
不僅如此。
“資料的價值，只有在有能力的人手中才能變現。”張平文院士認為：“數字能力的提升，高度依賴人才建設。既然引進高階數字人才相當困難，各地就應該因地制宜地發展數字生態、數字經濟。”
確實，發展數字能力的核心在於人才建設，這就包括不同行業的科研、工程、技術、管理等各級人才。而分類分級的人才融合，推動科技人才與應用人才，在同一平臺中合作創新，才是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促進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的關鍵。
以北京大學重慶大資料研究院為例，其在重慶市人民政府指導下，由重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和北京大學共建，這裡雲集了學術、科技等中高階人才，也正在重慶當地與產業、管理、工程人才對接融合，共同進行產業創新。
這也是因地制宜發展數字經濟的原因。數字經濟是科技與經濟的融合，是產業鏈與創新鏈的充分對接，但中國各區域產業鏈與創新鏈的融合模式並無相同。例如北京、深圳、上海、蘇州，就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發展模式，每一種發展模式也都有與之匹配的人才建設方案。
北京正在充分發揮人才高地優勢，圍繞創新鏈佈局產業鏈，並湧現出眾多科技獨角獸企業；深圳建設了較好的營商環境，充分發揮了產業優勢，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上海的創新鏈與產業鏈條件都較良好，屬於均衡發展的模式；蘇州則借力長三角城市群創新鏈，建設和發展了自身的產業鏈，並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此四種模式，正可被中國多數城市借鑑發展。例如重慶可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而成都則可追求創新鏈與產業鏈均衡發展。當然，中國城市營造數字生態，也需更具國際視野。這就需要在數字基礎、數字能力、數字應用之外，增加對“數字規制”維度的關注。這或將成為衡量數字生態的第四把尺子。
而作為對“數字生態指數2021”總結，張平文院士最後表示：“數字化轉型是營造良好數字生態的重要路徑，只有營造良好數字生態，才能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才能促進各地人才建設；才能提升國家競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