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上一篇文章《聯想事件背後：中國企業全球化之痛》釋出後，一方面得到了不少朋友們的認可和支援，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的質疑聲，其中一個最為大家所關注的就是：聯想到底是不是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
實際上這個問題並不應該在我們的能去準確判斷的範圍之內，最終必然是有關國家主管單位根據法定的流程去審視判定。不過為了讓許多關心這個問題的朋友能多一些不同的視角，我就和大家一起再回顧一下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非常相似的大討論，或許能會帶來一些新的思索。
二十多年前的質疑聲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建立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從此，國企改革開始進入了產權改革的深水區，而與此同時有關企業改革過程中可能會有國有資產流失的質疑也同步開始產生了。
1993年，學者秦暉在《東方》創刊號發表《“葉啟明現象”辨析──國有資產產權改革中的“自購自”問題》，後續又陸續發表了多篇文章提出國企改革中存在“從掌勺者私分大鍋飯到掌勺者私佔大飯鍋”的現象。
2003年“產業觀察家”仲大軍寫了一篇名為《格力再現“褚時健”式的人物》，文章站在保護國有資產的立場，批判格力電器創始人朱江洪意欲透過管理層收購（MBO）、股權置換的方式控制格力電器。
而在這些質疑聲中最為公眾所熟知的恐怕就是當年香港中文大學郎鹹平教授以“保姆佔了主人財產”為比喻來質疑的企業管理層收購MBO。
2004年6月，郎鹹平撰寫了《搜狐首席經濟顧問郎鹹平：質疑TCL產權改革方案》一文，認為TCL的歷程是一個國有股權稀釋的過程，是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的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也是TCL的管理層獲取國有資產的過程。
2004年7月，郎鹹平以“四問海爾”的形式，質疑海爾正進行“曲線MBO”，認為海爾此舉是為了完成借殼和實現國有股權稀釋（海爾本質上是集體企業，不過也被看成是典型的公有制出身）。
郎鹹平四問海爾管理層
1。由於中國的《公司法》不健全，很難對海爾職工持股會做出適當監管。希望海爾向股民詳細披露每個高管人員在職工持股會的持股比例。
2。當初成立海爾投資的時候，到底透過何種過程讓海爾投資擁有海爾商標專利權？到底透過何種過程，將零部件的供應權轉到海爾投資的手中的？如果是海爾集團董事會正式透過這些資產的轉讓，那就是明顯的內部人員利益輸送，除非海爾集團能證明董事會成員從未在海爾職工持股會擁有股權。
3。中國國有企業體制問題，使企業老總沒有辦法透過某種激勵機制得到適當補償，但並不代表有國有企業職工，包括高管人員成立的職工持股會就可無節制地控制公司的資產。即以海爾2003年806億元的全球銷售收入而言，海爾職工持股會控制得有形無形資產高達650億元以上，這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見。
4。我們太強調國企對高管人員的激勵機制不足，但對他們應對國家和股民的信託責任卻強調不夠。國有企業老總在產權還未轉換時，就可以合法地做好；產權轉換後，就會立刻將企業做好，而且還可打著“產權改革”的口號，掩蓋國企老總缺乏對國家和股民的信託責任。
2004年8月，郎鹹平在復旦大學發表演講《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指責顧雛軍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席捲國家財富，並強烈建議，停止以民營化為導向的產權改革。
2005年4月，郎教授再次揮起了專家級經濟分析的武器，在上海的一場講座中，向臺下的企業高管們講述了倪潤峰的MBO故事，並對繼任者趙勇繼續變相MBO提出質疑。此後，郎教授還與趙勇進行了一場著名的、火藥味十足的電視辯論。
後續發生的故事
TCL李東生
李東生在面對記著提問時反問：“郎鹹平是誰？” 李東生最終表示：沒時間與郎鹹平爭論，他最關心的是如何一方面打手機業務的保衛戰，一方面還要打彩電業務的進攻戰，企業為這個壓力很大。關於各種質疑聲“我只能以平常心對待。”
1997年惠州市政府與TCL第二代掌門人李東生簽署了一項為期五年的放權經營協議，並約定根據企業增長率進行股權獎勵。李東昇帶領的管理團隊大膽進行改革創新，企業高速發展。1997年以前，TCL是100%的國企。目前已發展成純市場化運營的“公眾公司”，李東生為第一大股東佔股8。26%，惠州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為第二大股東佔股比例5。30%。目前TCL彩電出貨量穩居全球前三，在TV面板市場的份額全球第二，中小尺寸業務LTPS智慧手機面板出貨量全球第三，柔性AMOLED智慧手機面板出貨量躍居全球第四。
長虹倪潤峰、趙勇
在TCL的企業改革高歌猛進，李東生身價倍增的時候，一手把四川長虹帶成國產電視業老大的倪潤峰也不由得產生了很多想法。然而軍工企業出身的長虹改制面臨的困難顯然要大的多。2003年在長虹捲入了一場四十億的騙局後，倪潤峰黯然退休。面對郎教授的質疑，繼任者趙勇選擇了與郎教授進行公開論戰，在一場著名的、火星四射的電視辯論後，趙勇宣佈永不搞MBO（管理層收購），長虹此後逐步退出彩電業一線競爭的地位。
海爾張瑞敏
海爾集團並未對郎教授的炮轟進行直接的迴應。張瑞敏面對記者回答：國有資產問題有國資委管著呢，我們只管做事，不管別人怎麼說！海爾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在海外市場上穩紮穩打。
海爾原本是青島二輕局所屬的集體企業，主導產品是一種家庭用的電葫蘆（吹風機），虧損147萬元，瀕臨倒閉。在張瑞敏領導下透過企業上市和隨後的股權改造海爾逐漸成為中國最為知名的國際化品牌之一。在美國，海爾智家旗下品牌GE Appliances廚電、空調等份額第一；在歐洲，海爾智家旗下品牌Candy佔據歐洲互聯家電NO。1，海爾空調在俄羅斯連續四年TOP1，海爾酒櫃、洗衣機、乾衣機等在英國TOP1；在澳洲，作為紐西蘭頂級家電品牌的費雪派克以42%的市場份額穩居當地白電市場第一。目前以張瑞敏為首的企業管理層及其一致行動人佔股41。07%，境內外投資者佔股58。93%。
格林柯爾（科龍系）顧雛軍
郎鹹平復旦演講一週後，顧雛軍公開回應郎鹹平的指責。不僅在媒體上掀起了論戰，還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訴訟狀，以個人名義指控郎鹹平對其構成了“誹謗罪”，最終演變成了著名的“郎顧之爭”。2005年顧雛軍在首都機場被公安帶走，2008年，顧雛軍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科龍系土崩瓦解，4家A股上市公司脫離，格林柯爾退市。2019年4月最高法院撤銷顧雛軍6項罪名中的5項，2022年1月7日顧雛軍獲得國家賠償。
格力電器朱江洪、董明珠
面對仲大軍質疑涉嫌國有資產流失，朱江洪選擇了應戰，對仲大軍提起了侵犯名譽權的訴訟，雖然朱江洪打贏了官司，法院判仲大軍賠償，然而格力電器企業改革卻陷入停滯，2005年，當時珠海市政府部分領導打算把如日中天的格力電器賣給美國開利集團，然而董明珠不認命，找到省國資委及相關領導，以民族品牌的大義說明利弊，終於成功的把格力電器給留了下來。朱江洪於2012年退休後，董明珠率領的格力電器與主管單位及母公司的關係依舊症結重重。2020年珠海市國資委主動放棄第一大股東地位，將大部分股權售給資高嶺資本旗下的珠海明駿，僅保留3。22%的股份，以董明珠為核心的企業管理層獲得4%的股權激勵，這意味著格力電器從國有相對控股企業轉變為“公眾公司”，徹底進入了聯想運營的階段。然而此時的格力已被何享健領導的成功從鄉鎮企業改製為民企上市的美的集團拉開了距離。（2020年美的營收2842。21億，格力營收1704。97）
“聯想”中的聯想
看了上面的歷史恐怕不由得讓人再次聯想起最近由司馬南和張捷掀起的這場轟轟烈烈的“聯想風波”。
具體聯想的故事我就不多說了，估計大家已經看得眼花繚亂了。我在這裡只是想強調兩點：
第一， 聯想原為中科院所屬的國有企業，透過改制後中科院股份降到了29。05%（還是第一大股東），柳傳志直接持有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12%股權。2005年，聯想集團收購IBM個人電腦事業部；2011年，聯想收購了摩托羅拉移動。目前聯想一直在PC行業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與聯想幾乎同期起家，背靠著中國最頂尖的教育和研究學府的曾經的明星企業，由北京大學70%控股的北大方正和由清華大學51%控股的清華紫光最終分別以負債3000億和負債2000多億先後宣佈破產重組。我很想知道司馬南先生和張捷教授們有沒有興趣去研究一下他們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
第二，聯想是當年國企改制進入深水區的先行者。實際上司馬南和張捷說聯想涉及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觀點基本上是延續了當年郎教授的思路，而從專業性和嚴謹性上來講比郎教授還有很大的距離（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郎教授當年的那些文章和精彩演講吧）。讓人詫異的是，當年的“郎監管”並沒有對聯想的改制提出任何質疑，只是在聯想收購了摩托羅拉後，批評聯想是做大做強的病態心裡。而這次聯想事件中郎教授竟然一下子跑到挺柳陣營中去了，這是因為郎教授這些年看到了最終自己質疑過的這些企業發展的實際結果後有了新的感悟了？
國企改革以來所發生的變化
實際上上面這些故事僅僅是國企改革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困難和矛盾的縮影。不過我們的改革還是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
有研究顯示，從改革開放到現在，90%以上的國有企業已經民營化了。曾有“五六七八九”的說法，即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最近有些人又提起了俄羅斯和某些前東歐國家的私有化造成的的負面案例。
實際上完全有別於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我們的國企改革是循序漸進，在不斷的摸索中逐步完善起來的。（這個具體我不展開，有很多詳細論述的文章）。
最終看結果吧：
自俄羅斯開展了私有化程序後，1990年至2003年，俄羅斯的經濟一直停滯不前，連續七年負增長：GDP累計下降了40%，工業下降了46%。到後期經濟總量不及解體前蘇聯的十分之一。
而我國1978年到2006年間，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國內生產總值從3645億元增長至21，0871億元，增長近60倍。到2018年GDP總量達到13萬億美元左右，排世界第2。
人均GDP，1978年時只有150多美元，排在世界第121位，2018年近9500美元，排世界第70位左右。
從1978年到2020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71元增長到32189元，增長了187倍。貧困發生率從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時的超過30%下降到了2017年底的只有3%的水平。
這些資料是不是能說明一些問題呢？
企業家在國企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2018年12月18日，由全部常委出席的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的大會上，向很多企業家授予了改革先鋒的稱號：
電子產業開啟國際市場的開拓者李東生
鄉鎮企業改組上市的先行者何享健
注重企業管理創新的優秀企業家張瑞敏
科技產業化的先行者柳傳志
企業“軍轉民”實踐的創新者倪潤峰。。。
2021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發文《弘揚企業家精神，推動高質量發展》，其中有一段這樣寫到：
“改革開放激發市場活力，催生了一批批中國企業家。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在獲得改革先鋒稱號的人員中，不少是企業家。他們勇於拼搏、敢闖敢試。”
我們應該允許專家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企業發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質疑，真理應該是越辯越明。不過我們同樣是不是也應該考慮給企業家們更多的支援，更多的保護，更多的寬容，畢竟最終不管是哪種理論，還是要靠企業家們應用他們的智慧和一往無前拼搏的勇氣帶領團隊去付諸實踐吧。
寫到這裡我似乎覺得又想起了什麼，突然跳入腦海的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那篇引發全國人民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