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接受中文字意義的無限性，如一部偉大的藝術作品能夠克服自身的歷史性而在歷史上不斷地言說。這種無限性正是藝術文字與各種歷史文字編織的無限性。無限性不是空的無限性，而是對於有限性的否定。一個不斷否定自身的有限性便成為了真正的無限性。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藝術本身是永遠的。
■ 文| 彭富春
在這樣的關聯中，文字本身是有生命的。文字的生命的獲得並不在於其作者，而在於它所言說的話語本身。這個話語相關於人類歷史的永恆問題，故能夠穿越歷史的時空限制，而向生活在現代的我們言說。當然，任何一個具有生命的文字中的文字和符號都有活和死的部分。死的部分是其歷史性的話語，活的部分是其非歷史性的話語。因此，死的和活的文字和符號的區分的根本是歷史與非歷史的區分。這就要求接受做到“去歷史化”。透過對於其歷史性的剝離，文字便顯露其作為非歷史性的話語的獨特意義。這些話語作為文字和符號，卻敞開了空白。它作為已言說的卻保留了許多未言說和要言說的。正是這些空白，激起了接受者的言說。
由於文字的這種特性，接受便成為了作為傾聽和言說的同一。接受一方面是傾聽。它實際上要求在接受經驗這一獨特的對話形態中，人們必須放棄自己首先言說的權利，而將發言的優先地位轉讓給文字。因此，人們也有必要中斷自己的先見和偏見，而專注於文字所言說的話語。在此，不僅要聽到那些已言說的，而且要聽出那些未言說的，它們就是文字和符號周邊的空白，亦即弦外之音。但在傾聽之後，接受另一方面是言說。言說當然包括了對於文字的理解和解釋。但任何一種理解和解釋都不是對於文字的複製和還原，而是接受者基於自己的先見對於文字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這裡並非如中國古人所說的“我注六經”或者與之相反的“六經注我”，而是形成一個新的語言話題。這個話題正是接受經驗的產物。
作為一種獨特的對話形態，文字的接受一般被理解為一個文字的解釋過程，如同各種解釋學理論所主張的那樣。但解釋不僅是詮釋，而且也是解放。文字的解放是讓文字獲得自由，也就是讓文字從自身的邊界中解放出來，而走向它者。同時，文字的解放也是讓人獲得自由，這也意味著人從自身的邊界中解放出來，而走向它者。在這種解放的過程中，不僅文字獲得了新的意義，而且人也獲得了新的意義，於是，人與文字的意義共同生成。但意義的生成不是其它的東西，而是技藝、慾望和智慧的遊戲。
鑑於對於藝術接受的如此把握，我們不難理解藝術作品意義生成所產生的難題。人們早就發現藝術接受過程中文字意義的多樣性，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無達詁，文無定評；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等。這無非表明，藝術文字在它的接受過程中與不同的文字進行編織而產生了不同的意義。同樣，人們也注意到藝術接受中文字意義的無限性，如一部偉大的藝術作品能夠克服自身的歷史性而在歷史上不斷地言說。這種無限性正是藝術文字與各種歷史文字編織的無限性。無限性不是空的無限性，而是對於有限性的否定。一個不斷否定自身的有限性便成為了真正的無限性。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藝術本身是永遠的。
本文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教授，著有系列學術專著“國學五書”（《論國學》、《論老子》、《論孔子》、《論慧能》、《論儒道禪》，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本文選自《美學原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